文/柳成蔭

北大教授孔慶東建議立法取消年夜飯，原因是西方發達國家都不吃年夜飯，只有我們國家還在保留著這種野蠻的傳統，嚴重影響祖國的發展。我們應該向西方人學習，把年夜飯給取消掉。

對孔教授的這種建議，我可以肯定說：中國老百姓不答應。用泰興人的話說，一年忙到頭，就盼過個年。傳統文化，根深蒂固，豈可一禁了之？

老家泰興的年夜飯還是豐盛的，即使在貧困年代，都會整上滿滿一桌菜，一家人團坐一起，大人咪著酒，孩子啃著肉骨頭，那叫一個熱鬧啊。

六十年代，家鄉並不富裕，過年肯定要稱肉的，有錢的人家拎只後腿回去，沒錢的人家拎只豬頭回去，那叫“有錢沒錢，拎個豬頭過年”。不過，後腿肉並不是最好的，全瘦肉，老家人稱之為“死精人”，在肚子裡缺油水的年代，最受歡迎的是肥肉，肥得流油。然而，沒有一點關係，還是稱不到的。

那時一個公社只有一個食品站，我們稱之為“豬行”，也只有這裡有肉賣。我們這賣肉的姓崔，喜歡抽水菸袋，常常看到他躺在躺椅上，香噴噴地抽著水煙，過著神仙般的日子。賣肉的視窗設在馬路邊上，南來的北往的經過這裡，都要停下腳步，和老崔點個頭，畢恭畢敬地叫聲“崔老爹”，為的是混個熟臉，以後好稱到上好的肥肉。崔老爹像徵性地答應一下，聲音很小，頭也不抬，那時有個俗語，叫“低頭作肉，抬頭看人”，意思是看到熟人，才會割點好肉給他。

那時最好的肉是五花肉，老家人稱之為“腰膛肉”，肥膘厚，骨頭少，嚼到嘴裡，滿嘴流油，這種肉是不上肉案子賣的，直接放在肉案子後面的小屋子裡，留著賣給熟人。來一個稱肉的，說要腰膛肉，崔老爹兩手一攤，賣完了。你和他理論，說從來沒買到過腰膛肉，他總是會回你這句話：一頭豬就一個腰膛啊，哪有豬不長屁股的？

那時，賣肉的權力很大，在那個年代也算有權的人。甚至，有段時間買肉還需要肉票，別說手頭沒錢，就是有錢也買不到。

到了臘月半往後，食品站站長就忙起來了，辦公室找他的人絡繹不絕。每到春節，泰興人家家做饅頭，筆者年輕時曾讀過泰興籍詩人石啟榮先生一首短詩：泰興人過年/家家蒸饅/蒸著發酵的生活。做饅頭自然離不開花油。臨近春節，花油和豬頭成了緊俏品，老百姓紛紛來找站長寫條子。食品站站長姓燕，從燕頭莊搬過來的，纏得沒辦法，只得唯心滿足老百姓的要求，不過，燕站長有言在先：條子可以寫給你，至於什麼時候有，不能保證，畢竟一頭豬隻有一掛花油、一個豬頭。

我們生產隊有個婦女，姓錢，五大三粗，屬於天不怕地不怕的“潑婦”，用老家話說叫做“硬頭子”，拿著站長寫的條子去買豬頭，連續等了三天，也沒等到，氣得火星冒上了堂屋。第四天，她直奔宰殺間，拎起一隻血淋淋的大豬頭就跑回家，這下闖了大禍。在階級鬥爭是綱的年代，這屬於搶竊社會主義物資，是犯罪行為。公社和大隊部的人下來了，把她五花大綁，豬頭用繩子系起來，掛到她脖子上，還掛了一塊牌上，上書“打到搶竊犯錢××”，拉到大橋口站街，低頭認罪。本來要送監獄坐牢的，後被生產隊隊長、會計和所有隊委們保下來了，放回家。回到家後，氣憤不過，她哪裡受過如此委屈，奇恥大辱啊，一根繩子繫到二樑上，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家鄉人為了過好一個春節，為了一頓年夜飯，為了買上一隻肥豬頭，把命都搭上了。孔教授居然提議立法取消年夜飯，這豈不是捅馬蜂窩？

八十年代中期，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放開屠宰政策，開放市場經營，買賣自由，市場一片繁榮。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個體屠戶經營蒸蒸日上，從此，公社食品站退出了歷史舞臺。無論是賣肉的崔老爹，還是寫條子的燕站長，隨著食品站的垮臺，曾經繁華的地方已人去樓空，他們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種起了責任田。不過，崔老爹憑藉在食品站學到的技術，開起了肉案子，自己買豬、殺豬、賣肉。不過，再也沒有人巴結他了，稱肉的人看到他案板上的豬肉不合適，扭頭就跑，換下家。

隨著家鄉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豬油也退出了家庭廚房，取而代之的是大豆油、菜籽油，甚至葵花籽油、橄欖油。稱肉也不再挑肥膘厚的腰膛肉了，前夾心肉和排骨、筒子骨成了搶手貨。豬頭也成了滯銷商品，沒人買了，只有賣燒臘的砍價拿回去，扔到冷庫裡。家鄉人也不要提前十天半個月把肉買回來了，三十夜的早上把豬肉拎回家，豬肉上還冒著熱氣，新鮮，燒出來口感好。

春節又臨近了，家鄉豐盛的年夜飯距我們很近了，孔慶東教授取消年夜飯的禁令估計又是一個蹭熱度的肥皂泡！

【注】關於公社食品站退出市場舞臺將另發文詳述，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