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職場江湖，有人八面玲瓏、左右逢源，有人工於心計、兩面三刀；有人大智若愚、胸有溝壑，有人自作聰明、弄巧成拙。世上事難說是非對錯，只可謂事事皆有因果。

清代官員汪漋，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學問和政績都不突出，可《清史列傳﹒汪漋傳》卻用很大篇幅記述他的仕途故事。琢磨一下，還是很有意味的。

雍正三年十月，前朝浙江學政汪漋，被雍正皇帝超擢為廣西巡撫。陛辭之時，雍正皇帝交辦一項任務，到任後訪查“左江鎮總兵梁永禧居官如何，據實具奏”。

雍正四年二月，第一次使用奏摺的汪漋向雍正皇帝彙報：

臣到任後，因左江鎮總兵駐紮南寧府，與省城相距甚遠。臣密加訪查，梁永禧辦理營務尚去得，在地方亦不多事。伏惟皇上至聖至明，無遠不燭，凡臣下賢否之分，難逃日月之照。臣履任日淺，耳目未周，不勝惶懼之至。

汪漋的奏摺穿衣戴帽、周到細緻、四平八穩，看起來沒有什麼不妥。可是，雍正皇帝很不滿意，提筆寫出如下硃批：

既雲履任日淺，耳目未周，則“辦理營伍去得，在地方不多事”之奏，亦屬荒唐。桂林不過數日之程，即以為相距甚遠，京城去粵西數千裡之遙，而謂朕之“聖明無遠不燭，其賢否之分，難逃日月之照”云云，何不體情理，一至於此耶？爾初次奏摺，即如此依違瞻顧，居心不純，已見一斑，殊大失朕之所望。

封疆大吏既受國家知遇之恩，當思竭力致身之義。切忌柔佞巧詐，獨善己身，而不乃心國計。朕披閱所奏，甚憂汝不克勝此任也。勉力為之！書生章句虛文，非此任所需之物。苟不以實心行實政，秉公甄別賢否，據實入告，動輒瞻前顧後，持首鼠兩端之見，以圖自便，則大負朕用人之意矣。勉之慎之！

雍正皇帝說，你既然履職時間短、聽到看到的不周全，那麼，說梁永禧怎麼樣必定荒唐啊！桂林距南寧只有幾天路程，你說“相距甚遠”，而京城離南寧幾千裡地，卻說“聖明無遠不燭，其賢否之分，難逃日月之照”，豈非不通情理？你第一次使用奏摺就“依違瞻顧，居心不純”，真是讓朕大失所望啊！雍正皇帝告誡汪漋：封疆大吏應當盡心竭力報效國家，切忌玩弄心術以保全個人！

皇帝硃筆批諭竟然比臣子奏摺的字數還要多，這種事吧，大概只有雍正皇帝可以做得出來。汪漋寥寥數語奏報，引發皇帝長篇大論，難道是雍正皇帝小題大做、吹毛求疵嗎？還真不是。

雍正皇帝親自安排，要求汪漋訪查轄區內一名高階幹部的居官表現，是聖旨。對於臣子來說，就是天大的事情。而汪漋只用一句“梁永禧辦理營伍尚去得，在地方亦不多事”來交差，單單從字數上來說，就是對皇權不尊、對皇帝失敬。

客觀理由可以有很多，比如到任時間不長、資訊渠道不暢、深入瞭解不多等等，汪漋只要實話實說，不兜那麼大的圈子，料想不會引發雍正皇帝的長篇大論。對於梁永禧這樣兵權在握的官員，當地官場以及軍營肯定會有評價。汪漋閃爍其詞、繞來繞去，只用一句套話概括，雍正皇帝會得出兩個判斷：第一，梁永禧存在負面輿論，汪漋做了資訊過濾；第二，汪漋這個人瞻前顧後、居心不純。

不是汪漋不會說話，更不是文字功夫不到家，用模糊表達迴避關鍵問題，這是自作聰明的汪漋跟皇帝玩的小心眼兒，只不過，被較真的雍正皇帝直接戳穿罷了。

做了8個月廣西巡撫之後，雍正四年五月，汪漋被調任江西巡撫。雖然說過“甚憂汝不克勝此任”的話，但是，從調整結果來看，雍正皇帝對汪漋依然是信任和倚重的。出人意料的是，又過了8個月，汪漋便草草結束江西巡撫之任。

原因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問題還是出在了汪漋的自作聰明上。

雍正五年二月，汪漋捲入了江西鄉試主考官收受舉人牌坊銀兩案。所謂牌坊銀，是舉人們企求鄉試主考官能夠公平公正評卷所送的禮金，是很多項“規銀”中的一種。進入雍正朝之後，各種“陋規”是被明令禁止的。

作為一省巡撫，汪漋怎麼會捲進這個案子呢？

案件審理查明，是鄉試副主考俞鴻圖收受了規銀。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汪漋居然和俞鴻圖在那個檔口發生了房屋買賣行為。這樣一來，汪漋是否得知俞鴻圖收禮之事，規銀是否成為購房之資，瓜田李下，汪漋就說不清楚了。

如果說這件事是汪漋行為不謹的話，當月發生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汪漋聰明過頭了。他向皇帝上呈一道奏摺。正是這道奏摺，點燃了雍正皇帝的沖天怒火，讓汪漋的大好前程墜入谷底。

汪漋在奏摺中向雍正皇帝彙報了江西的落地稅問題。

“落地稅”是對出售農副產品或手工業製品的小商販就地徵收的一項雜稅。江西相關產業並不發達，據實徵收完成任務比較困難。因此，白潢擔任江西巡撫時想了一個辦法，不從小商小販手裡徵收落地稅，而是由巡撫司道每年的公捐銀兩代為完納，然後編造名冊向戶部上報。這麼做，既可以毫不費力完成稅收任務，又可以保住徵稅官員編制。於是，之後的兩任巡撫也都這麼幹了。

汪漋把白潢以來三任巡撫的做法向雍正皇帝如實彙報，請示這件事情應該如何處理。雍正皇帝大為光火，釋出長篇上諭，通報九卿、科道以及各省督撫。

國家經制錢糧，豈臣子可以意為增減？若江西此項稅銀不應徵收，則白潢應奏請於聖祖仁皇帝施恩；若系地方應徵之項，則自應令商民完納，何得將公捐銀兩代商完課，曲市私恩，以博無知小人之稱頌，並不計及將來之可永行與否？且此端一開，他省督撫何以催辦國賦？似此之行為，豈人臣事君之道？

汪漋身為巡撫，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於朕，冀朕批示。朕若批令將銳銀豁免，則是國家之經費，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所未免者，而朕安能任意輕免之耶？若朕批令仍向商民徵收，則是白潢已免之項，而朕復行徵收，無知愚民，豈不歸怨於朕乎？若批令照白潢之例，以公捐銀兩代商完課，則國體何在，有此治天下之道乎？

雍正皇帝的諭旨近乎白話，淺顯易懂，義正辭嚴。

至於為何反應如此激烈，大概以下兩點：

其一，汪漋不經意間揭開了一個政治傷疤。

決心“澄清吏治”“振數百年頹風”的雍正皇帝，繼位一個月之後，就發動了清查經濟運動，從中央到地方，逐一清查國庫虧空。大小官員，抄家連坐，皇親國戚也不放過。於此同時，火耗歸公、攤丁入畝等雍正新政也在試點推行。整治四年有餘，江西竟然存在隨意減免稅收的現象，而且幾任巡撫匿不上報，國法威嚴何在？

其二，給雍正皇帝出了一個兩頭堵的難題。

一方面，免除江西的落地稅，其他類似省份是否同步免除？明令恢復徵收，江西老百姓會把怨氣撒到誰的身上？另一方面，嚴厲懲處白潢等一眾官員，雍正皇帝不情願；如果對相關人員不予追究，又會損傷國家法度。進退維谷，雍正皇帝焉能不氣？

作為下級，有些事情只做不說，有些事情只說不做，政策、法律規定的事項是一定不能向上司請示的。汪漋犯了糊塗，非常時期向皇帝上呈這樣一道奏摺，肯定有他個人的盤算。

江西落地稅徵收不符合國家制度，一直沒有人向朝廷報告，這是欺隱，是怠政，是對天子不忠。在陷入不當交易、面臨處罰的關鍵時刻，把這件事揭露出來，汪漋自認為是對朝廷和職責的忠誠，他在力圖自保，同時避免節外生枝。是不是這麼想的，汪漋自己最清楚。當然，從結果來看，汪漋失算了，他要為自己的小聰明付出代價。

關於規銀買賣房屋一案，九卿、詹事、科道議奏，汪漋與俞鴻圖一樣按律治罪。雍正皇帝說，牌坊銀畢竟不是髒銀，汪漋這個人還算老成，“應加處分，以儆將來”。但是，趕上奏摺拱火，於是，汪漋就被“著降四級，以京員呼叫”，直至雍正皇帝駕崩，一直沒有被起用。

汪漋仕途高開低走，說明一個道理：做官無小事，小心不過頭。一個人頭腦聰明是好事，但是，心眼兒太多、心眼兒太活可就不一定了。能走上領導位置的，有幾個會是笨蛋呢，作為下屬，還是本本分分做事，不要跟上司玩心眼兒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