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卡達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教授哈立德·赫魯布在中東之眼網站撰文稱，足球屬於每個人。然而，代表世界人口一小部分的西方卻要求全世界的球迷認同其文化價值觀。過去西方對中東一直有陳舊的東方主義思維，現在西方媒體對卡達世界盃的批評，證明這種偏見依然存在。

文章稱，卡達和該地區的其他非西方國家或整個全球南方國家今天被提醒，西方才是榜樣，“其他國家”應該效仿——一種在古典東方主義時代倖存下來的直率而粗俗的傲慢。卡達有很多值得批評和關注的地方。但是，批評一個國家的特定不當行為，不是用種族主義、貶低文化言論和刻板印象來顯示。

許多關於卡達舉辦世界盃的西方媒體報道，給人一種這是野蠻國家的印象，如果人們膽敢訪問，就會冒著生命危險。一位推特使用者寫道：“作為一名殘疾女性，我絕不會冒險去卡達。我在國內沒有權利。我怎麼能尊重一個不尊重我的國家呢？”對於我們這些在該國工作和生活多年的人來說，這個以及許多類似的說法簡直令人瞠目結舌。

包括西歐、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內的西方世界人口加起來不到6億，不到世界人口的8%。其他人口群體包括超過 14 億中國人、約 14 億印度人和超過 12 億非洲人。在如此龐大的人口結構、幅員遼闊的國家和眾多的宗教信徒中，西方少數民族想要將他們認為正確的東西強加給整個世界及其多樣化的人口。

西方媒體攻擊卡達的首要問題之一，是卡達對 LGBTQ遊客的限制。卡達表示，它歡迎所有人，無論他們的“性取向”如何，但不允許公開展示，因為它們與卡達社會的傳統和宗教規範相沖突。對此西方媒體反應極為激烈。 西方媒體隱含的資訊是這樣的：我們想=來到你們國家，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做事，如果違揹你們社會的意願、規則、品味、傳統和宗教。你應該接受這一點，因為這是一項國際活動。

赫魯布稱，這裡所謂的“國際”其實就是“西方”，因為作為媒體研究的人，我沒有在亞洲或非洲媒體中遇到任何類似的活動。這裡的重點不是贊成或不贊成卡達在同性戀問題上的立場，而是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待事物，考慮到當地文化的敏感性。

世界各地的非西方社會都有自己的優先事項和需要解決的問題。他們還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速度處理微妙的文化和社會問題，試圖建立所需的共識。直到 1990 年代，一些西方國家仍將同性戀定為犯罪（例如 1994 年的德國和 1993 年的愛爾蘭）。

另一個西方媒體的狂熱報道是關於在體育場及其附近禁止飲酒的。同樣，在世界“其他”國家的媒體中也沒有看到類似的憤怒。除了西方媒體對酒精的狂熱，世界“其他”國家似乎並不在意。喝酒看比賽的“傳統”已被神聖化為足球體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世界上大多數社會都鄙視半裸醉漢在街上搖晃和尖叫的場景。為什麼卡達必須在世界盃期間接受這些做法？難道印度人會允許一群外國人在德里市中心宰牛慶祝嗎？

另一個用來攻擊卡達及其舉辦世界盃的大問題，是建築工人所面臨的惡劣條件。這種批評有一部分是公正的，也是非常需要的，媒體在這裡起到了建設性的作用。這種批評迫使卡達傾聽並大幅改善這些工人的條件，現在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

西方媒體經常看到的另一個說法是，卡達據稱已花費 2200 億美元用於世界盃的籌備工作。任何使用這個數字的來搜尋，都會看到許多西方媒體的類似報道，用充滿墮落、偏執和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的語言重複這個巨大的數字。卡達官方的直接成本約為 80 億美元，這個數字幾乎從未在西方報道中使用過。但即使我們接受 2200 億美元這個數字，這筆錢也被用於建設巨大的新基礎設施專案，包括高速公路、橋樑、公園、港口和許多其他東西。

在 12 年的時間裡，這意味著平均每年約 180 億美元，這完全在卡達這個富裕國家的預期預算之內。 需要指出，倫敦、巴黎、阿姆斯特丹和馬德里等主要歐洲城市，是在掠奪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其他國家的財富後建立起來的。

在西方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是一種擁有全球財富的權利感。這意味著財富應該掌握在文明人——也就是西方人手中，只有西方人才能完全有能力有效地組織大型全球活動。但是卡達這樣一個小國同時擁有巨大的財富和組織能力，能承辦像世界盃這樣大規模賽事，這違背了西方19 世紀以來帶有歧視性的古典東方主義思維，而這種思維在今天的西方媒體中仍然占主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