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伊朗而言，美國雖然曾有救命之恩，但如今卻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俄羅斯雖然和伊朗有共同的敵人，但歷史恩怨和地緣衝突的包袱太重；只有中國，才能成為伊朗名副其實的同行人。

這不是心血來潮，而是伊朗歷經千百年的跌宕起伏後用生命得出的結論。

話說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什葉派領袖霍梅尼在美國的支援下從法國巴黎返回闊別已久的祖國，將風起雲湧的伊朗伊斯蘭革命推向了高潮。隨後巴列維王朝倒臺，伊朗進入了政教合一的新時代。

美國之所以支援宗教領袖霍梅尼，除了霍梅尼方面聲情並茂的“忽悠”，美國對盟友巴列維王朝的失望也是重要因素。

雖然小巴列維順應二戰後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發展潮流，在60年代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白色革命”，將土地革命、賦予婦女選舉權和消除文盲作為核心。但這種自上而下的革命並未觸及伊朗的王權根本。相反，因為一系列“掛羊頭賣狗肉”的操作，“白色革命”最終成為肥了精英，瘦了底層的巧取豪奪。於是教士階層趁機在底層紮根，伊朗局勢暗流湧動，巴列維王朝搖搖欲墜。

眼看巴列維王朝“時日無多”，為了操縱伊朗繼續在中東煽風點火，美國果斷換人，霍梅尼由此成為美國的欽定候選人。

本來，按照美國的想法，支援霍梅尼神權取代巴列維王朝只是伊朗一次“普普通通”的改朝換代，無非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小小的流血衝突，美國和伊朗從二戰以來“異父異母親兄弟”的關係不會改變。

但萬萬沒想到，霍梅尼前腳在萬民簇擁中上臺，後腳就給美國來了一記飛踹。除沒收了美國在伊朗的全部資產，與美國“互不相欠”，更在1979年11月搞出了令美國顏面掃地的人質危機。

這還不算，1986年11月的“伊朗門事件”，則徹底讓這對昔日的盟友反目成仇。

看到伊朗“不裝了，我是反美先鋒，我攤牌了”，蘇勳宗勃列日涅夫同志當時就老淚縱橫了。等了好久終於等到今天，勃列日涅夫恨不得立刻給霍梅尼頒發一枚一噸重的勳章，並馬不停蹄地和伊朗開啟攜手反美的新時代。

但霍梅尼一招“聖火令神功”，就讓勃列日涅夫差點兒當場去世，霍梅尼表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明確告訴蘇聯：就是天塌地陷，咱倆也不可能，你死心吧！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霍梅尼之所以如此不給勃列日涅夫面子，寧可“眾叛親離”也不和巔峰時期的蘇聯做朋友，除了伊斯蘭革命旨在謀求伊朗獨立自主的既定目標，更重要的原因是：

歷史上的伊朗和俄國有著難解難分的歷史恩怨。

作為如假包換的中東國家，歷史上的伊朗自文明肇始，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應對紛繁蕪雜的國際矛盾。

要知道，因為“兩洋三洲五海”的區位，中東自古以來就是各方勢力東去西走、南來北往的樞紐之地，無數民族的碰撞，讓這裡不僅民族成分複雜，宗教矛盾也相當突出。

20世紀初石油資源被發現後，這裡又成為各大國縱橫捭闔的重要戰場，可謂“敵人的敵人還是敵人”。

在這樣的環境下，雄踞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國一度強盛，但無論西亞還是中亞的外來勢力始終如影隨形，尤其是極盛一時的奧斯曼帝國，表現出了強烈的“一統中東，重現阿拉伯帝國榮光”野心。

於是為了防止沉淪，波斯薩菲王朝將宗教信仰從遜尼派轉為什葉派，雖然由此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異類，但伊朗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什葉派國家，獲得了基本的獨立性。

不過再多的努力，都敵不過俄國的泰山壓頂。

雖然作為大國，沙俄也有深度參與中東事務的渴望。但一直以來，沙俄最迫切的願望還是“開疆拓土”，簡單來說就是走向四大洋。

而從彼得大帝時代以來，俄國雖然距離印度洋已經足夠近，但卻始終無法夢想成真。而在俄國和印度洋之間，伊朗顯得如此膈應人。

再加上歷史上的波斯帝國也是強盛一時，尤其是染指中亞，控制高加索，與沙俄的利益針鋒相對，所以從1772年開始，沙俄帝國就開始了加班加點的南下程序，與波斯帝國廝打在一起。

雖然波斯帝國可謂名副其實的中東勁旅，但在咄咄逼人的沙俄面前，波斯帝國很快有心無力。而在經過多次交鋒後，波斯帝國最終失去了喬治亞和達吉斯坦等高加索地區，並不得不徹底退出中亞，北部門戶由此洞開。

沙俄的野蠻侵略，深深刺激了同樣在野蠻擴張的日不落帝國。彼時的英國在基本完成對南亞次大陸的殖民後，很快向阿富汗延伸。為了防止伊朗徹底淪為沙俄殖民地，從而威脅英屬印度的安全，英國決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從英屬印度侵略伊朗東南，最終和沙俄形成了南北對進的局面，伊朗由此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深重的民族危機，深深刺痛了伊朗人的民族自尊。1921年，伊朗卡扎爾王朝哥薩克旅軍官禮薩汗在英國支援下發動政變，隨後在1925年再度發動政變，推翻親英政府並建立巴列維王朝。

彼時的英國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後元氣大傷，殖民地雖然繼續擴大但已然有心無力。而蘇聯在經歷了建國前後的一系列折騰後，對外擴張也有心無力，於是伊朗由此獲得了難得的獨立時光。

但奈何一戰根本沒有解決帝國主義之間的資源不平衡問題，反而加劇了彼此的不滿。再加上共同的反蘇立場，於是和蘇聯山水相連的伊朗為了自保，選擇和納粹德國眉來眼去，給二戰期間蘇英攜手佔領伊朗並推翻巴列維統治提供了口實。

二戰結束後，元氣大傷的英國再也不復超級大國之勇，於是馬不停蹄地撤出伊朗南部。但在二戰脫胎換骨的蘇聯，不忍心看著咫尺之遙的印度洋就這樣前功盡棄，於是蘇聯非但沒有撤軍，還在伊朗北部扶持兩個親蘇傀儡政權。

面對蘇聯的背信棄義，繼任的小巴列維敢怒不敢言。而同為超級大國的美國為防止蘇聯南下，極力反對蘇聯在伊朗賴著不走，杜魯門政府更是放話如果蘇聯不撤軍就用原子彈讓它好看。

於是蘇聯在膽戰心驚中依依不捨地撤走，兩個傀儡政權也被伊朗迅速消滅。

美國的兩肋插刀，讓小巴列維感恩戴德，直接確立了美國和伊朗的盟友關係。在美國的支援下，伊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是名副其實的“中東憲兵”。

不過，美國支援以色列讓伊朗火冒三丈，與沙烏地阿拉伯勾結建立“美元石油霸權”更是讓伊朗怒不可遏。於是當霍梅尼取代巴列維王朝，美國和伊朗的關係跌入谷底。

而沙俄時代的野蠻侵略以及蘇聯時代的滅國之恨，註定了即便伊朗和美國反目成仇，也不會和蘇聯成為親朋好友。

而除了難解難分的歷史恩怨，伊朗與俄羅斯在地緣上的針鋒相對，也註定了兩國不可能睦鄰友好。畢竟，“走向印度洋”是俄羅斯的百年夢想，而伊朗作為波斯帝國的繼承者，不可能對中亞和高加索無動於衷。

事實上出於在波斯灣乃至印度洋對抗美國的戰略考慮，伊朗還需要中亞地區作為反美的戰略縱深，畢竟這裡自古以來就是波斯帝國乃至“泛伊斯蘭主義”的勢力範圍。而在經歷了沙俄與蘇聯的統治後，俄羅斯始終將中亞視為自己的後花園。所以如果有可能，尤其是沒有了西方國家的共同敵人，伊朗和俄羅斯不僅不會是外貿無人機的重要合作伙伴，更可能是新賬舊賬一起算的宿敵。

但問題是，伊朗雖然是名副其實的中東大國，但相比於中美俄等一線大國，伊朗無論版圖還是人口都不夠格。而大國博弈，首先就要求有充足的後備力量和廣闊的戰略縱深，伊朗以二流國家之軀，想要在美俄等大國博弈場謀求一席之地，結局似乎不可能如意。

但好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兩極格局隨之一去不返，多極化成為大勢所趨。這也意味著：即便伊朗依然沒有自成一系的實力，也能在美俄之外找到新的勢力。

而放眼世界，除了你死我活的美俄，歐盟爛泥扶不上牆，日韓在美國的淫威下沒有自立門戶的可能，於是伊朗能交好的國家，有且只有一個。

因為中東烏煙瘴氣的大環境，所以伊朗信奉“敵人的敵人還是敵人”。但伊朗之所以願意和中國走近，恰恰是因為在地理位置上，中國和伊朗最遠。

因為沒有國土的山水相連，所以中國和伊朗之間也沒有劍拔弩張的領土糾紛，彼此之間更容易“距離產生美”。

相比之下，雖然俄羅斯經歷了蘇聯解體的猛烈衝擊後，國土縮水嚴重，但依然和伊朗隔裡海相望，可謂依然近在咫尺。而美國雖然本土遠在大洋彼岸，但因為中東尤其是波斯灣石油事關美國“立國之柱”即美元石油霸權的成敗，所以常年加班加點地蹲守中東，與波斯灣沿岸的伊朗可謂臉貼臉的“零距離”。

可以說，正是因為中國遠在天邊，所以才和伊朗有了惺惺相惜的可能。

從漢朝海上絲綢之路橫空出世開始，伊朗作為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就與中原王朝有著密切的聯絡，金庸小說中更是頻繁出現“波斯”的身影，兩國的關係也一度影響亞洲乃至世界的歷史走向。

近代以來，因為面對著共同的侵略者，中伊兩國更是同病相憐，這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兩國關係的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時至今日，雖然伊朗作為中東大國，但卻長期被西方國家封鎖，雖有石油出口創匯但基礎設施建設始終相當滯後。而作為民族復興一日千里的大國，我們是名副其實的“基建狂魔”，且對石油等資源有著越來越強烈的需求，於是中伊之間的互補可謂最為契合。

而且因為伊朗雄踞波斯灣的區位，對我國的石油進口安全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只是，對於“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伊朗而言，親近中國也有悖於獨立自主的初心，所以這似乎註定了伊朗不可能和我們情比金堅。

但就像美國的壓力推動了中俄大橋的修建一樣，正因為美國幾十年如一日的圍追堵截，尤其是一腳踢翻了本可助力伊朗經濟繁榮的《伊核協議》，於是希望再度破滅的伊朗為了基本的生存，堅定了研製核武器的決心。

而我們一直以來都反對核擴散，再加上伊朗的“泛波斯主義”及“泛伊斯蘭主義”對我們西北的影響，更因為伊朗和巴基斯坦俾路支等問題的劍拔弩張，中伊兩國似乎又不可能推心置腹。

不過，兩國不僅有雷同的歷史遭遇，共同的敵人對手，更有相似的大國雄心。

而且，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喚醒”伊朗對於絲綢之路的美好回憶，是伊朗經歷繁榮的另一個正確選擇。

而且，我們一直在致力推動的“中國—巴基斯坦—伊朗”能源走廊，不僅能起到“先富帶動後富”的作用，更能維護我們的能源安全，可謂真正的雙贏。

所以，相比於美國和俄羅斯，伊朗選擇我們有著主觀和客觀條件上的必然性，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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