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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央視新聞報道，今年4月，新加坡對一馬來西亞籍毒販執行死刑。10月10日，英國億萬富豪理查德·布蘭森針對此事發文，指責新加坡政府“濫用酷刑”。對此，新加坡內政部批評稱：“我們不相信一個曾在19世紀發動戰爭迫使中國人接受鴉片的國家，有任何道德資格在毒品問題上教訓亞洲人”。此舉引發眾多網友關注並評論：新加坡政府懟得漂亮！

新加坡內政部長兼律政部長尚穆根。來源/聯合早報

實際上，新加坡自建國後一直採取積極的措施嚴厲打擊毒品犯罪。若是在新加坡販賣、製造、出入境毒品達到一定數量，會被判處絞刑。在新加坡的入境卡上，也赫然寫有一行紅字“警告：依照新加坡法律，攜帶毒品者將被判處死刑”，即便只是攜帶毒品也會遭到死刑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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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入境卡。來源/作者供圖

為什麼新加坡政府在處理毒品問題上與西方社會有如此大的分歧？新加坡政府對待毒品“零容忍”的態度有何歷史淵源？

傾銷鴉片的跳板：英屬殖民地往事

想弄明白這一問題，我們還得從新加坡那段英屬殖民地往事說起。

在今天繁華的新加坡中央商業區中，矗立著一尊白色的人像石雕。雕塑刻畫的歐洲人，名為托馬斯·斯坦福·萊佛士

（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

。

漫步在新加坡街頭，你會發現這座城市中有太多與萊佛士

（Raffles）

相關的建築，萊佛士醫院、萊佛士酒店、萊佛士坊、萊佛士學校……從那麼多“萊佛士”建築中，我們大概已經能夠感知到此人與新加坡的淵源之深。

萊佛士酒店。攝/雲川

這位名為“萊佛士”的英國人正是將新加坡變為英國殖民地的推動者，同時也是開啟新加坡近代歷史的重要人物。

萊佛士自幼在英國倫敦長大，曾任東印度公司總辦事處的職員。他所生長的時代恰好是英國海外霸權極具擴張的時代。工業革命後，英國一躍而起成為世界工業強國。但英國本國的市場卻無法匹配如此巨大的工業規模。因此，19世紀時，英國急需開闢國外市場。在獲得南亞次大陸的控制權後，英國將下一個目標定為東南亞。

1805年，東印度公司計劃將東南亞的檳榔嶼改為一個管區，併為此配備管理人才。帶著這一任務，24歲的萊佛士踏上了前往東南亞的行船，在船上他自學了馬來文，瞭解到不少馬來習俗。來到檳榔後，萊佛士擔任助理秘書一職。1811年時，萊福士任爪哇島副總督。隨著殖民勢力的拓展，當地總督進一步認識到馬六甲海峽自由通行的重要性。在他們看來，若是能夠在馬六甲海峽以東建立商站，便可以控制住海峽的南端。

不過，當時新加坡正處於柔佛王國的統治下。實際管理者為廖內柔佛王國的天猛公

（地方官）

。1819年，萊佛士前往新加坡海峽，測量附近水域與島嶼情況後，於當年登陸新加坡島。現在的新加坡，城中還保留有萊佛士登陸遺址這一景點。為了獲得新加坡這一港口，萊佛士採取分步策略，以簽訂條約的方式同柔佛蘇丹、天猛公進行談判。幾次談判之後，英國從最初商定的建立商館，演變為完全控制新加坡。1824年，繼檳城、馬六甲後，新加坡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

新加坡變為英屬殖民地後，與檳城、馬六甲兩地共同組成海峽殖民地。海峽殖民地的首府設定在檳榔。自此，英國政府牢牢控制住了馬六甲海峽。在萊佛士等人的建設下，新加坡很快就從名不見經傳的落後農村轉變為繁榮的自由大港。倚靠新加坡這一港口，英國人對遠東的控制力進一步加強。他們以新加坡為跳板，向中國傾銷鴉片，延伸力量。鴉片戰爭前夕，東印度公司向中國運送鴉片的船隻多以新加坡為停歇站，並在這裡補充水與糧食。

英國殖民地示意圖。底圖/天地圖

在當時的英國人眼裡，鴉片貿易即意味著神話般的收入與財富。巨大利益已經矇蔽了這些英國商人的良知。據統計，1919-1939年間，因鴉片貿易，中國流失的白銀可以達到一億兩以上。冰冷的數字背後，是無數身心飽受摧殘的普通百姓。

深受其害：與餐館數量等同的鴉片館

對新加坡來說，它也並不只是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跳板。當時，印度將20%的鴉片送往新加坡，這些鴉片一部分送往中國銷售，另一部分則留在新加坡、檳城、馬六甲等地在市場公開銷售。因此，新加坡本地華人群體也深受鴉片侵害。

萊佛士登陸新加坡後，曾希望將新加坡建設為一個“文明”的城市。他規劃城市建設，發展振興教育，但是這些計劃很快遭到挫敗。下一任管理者威廉·法夸爾

（William Farquhar）

接管新加坡後開始售賣賭博、酒水和妓院專營權，並從中謀取利潤。同時，法夸爾放任鴉片在新加坡國土上蔓延。英國人甚至還在新加坡本土開辦鴉片加工廠，將鴉片加工後銷往中國等地。

鴉片貿易的收入成為英國殖民地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英國殖民政府高官維多·巴素曾在《馬來亞華僑史》中說：“正如啤酒與酒為英國輕易收入的來源……鴉片在海峽殖民地亦沒有例外。在這個殖民地，約有一半收入是取之於鴉片。”

與之相伴而生的，是新加坡畸形繁榮的鴉片業。新加坡鴉片業能有多“繁榮”？

專家打比方說，19世紀中葉新加坡的鴉片館數量能與餐館數量旗鼓相當。1819年開埠時，新加坡全島只有大約150個居民

（30個華人）

。開埠之後，移民數量才逐漸增多。1850年時，新加坡華人數量增至三萬人，佔總人口的50%。相關資料顯示，1848年，新加坡有三分之一的成年華人吸食鴉片。

而這些吸食鴉片的人大多是被英國殖民者採用不正當手段招募來的華人苦力。他們還有個非常難聽的稱呼——“豬仔”。電影《黃飛鴻之英雄有夢》中曾演繹出這些華工的悲慘境遇。這些漂洋過海來到南洋的華人本就家境貧寒，他們連船票都是由經紀人代辦，在抵達南洋時已經賒欠下諸多錢款。但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接下來的生活更為艱苦。市場上流通的鴉片進一步榨乾了他們所剩無幾的金錢和全部的體力。

電影中，關押待運“豬仔”的麻風病院。來源/電影《黃飛鴻之英雄有夢》截圖

新加坡市場上售賣的鴉片價格並不便宜。當時，新加坡使用的重量單位是新加坡兩

（tahil，約等於0。0752 斤）

。1862年以前，新加坡的鴉片零售價是每新加坡兩1西班牙元，1864年，漲到每新加坡兩2西班牙元。初步計算，華工每人每年差不多吸食3斤，花費40西班牙元。而他們的月收入只有3-4西班牙元，全年收入加起來也不超過40西班牙元。也就是說，華工的收入大部分進入鴉片銷售者的口袋。鴉片捲走了華工們強健的體魄、低廉的勞動報酬，也捲走了他們的精神意志。

鴉片還為新加坡社會帶來了許多不穩定因素。當時，新加坡的鴉片貿易主要以包稅制方式進行。所謂“包稅制”，就是包稅商給政府一筆租金後，可以在特定時期擁有分銷和販賣鴉片的專權。利潤收益的爭奪促使包稅商互相之間充滿敵視，甚至不惜大打出手。一些秘密會黨、政府公職人員也加入到鴉片貿易中。

骯髒的鴉片貿易在印度、中國、海峽殖民地等地氾濫，嚴重損害了當地民眾的身心健康。19世紀末，新加坡社會中反鴉片的呼聲此起彼伏。國際社會也對英國販賣鴉片的做法進行批評。如美國人就批評英國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利益上，而不為殖民地人民的福利承擔任何責任。”迫於輿論壓力，英國政府對鴉片貿易進一步反思。20世紀初，英國召開議會，譴責鴉片貿易“在道德上站不住腳”。

此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參與反鴉片鬥爭。就南洋而言，主要有新加坡的林文慶與檳榔嶼的伍連德，二人展開了一系列反對鴉片的行動。林文慶祖籍福建龍海，在新加坡出生，主業是一名醫生。1893年回到新加坡後，看到華人吸食鴉片的場景，十分痛心，他創立了“反鴉片社團”，並公開發表演說反對華人吸食鴉片：

“任何文明國家的政府都會把遏制惡行與罪惡當成是其職責所在……我們希望喚起殖民政府正視抽大煙所帶來的災害，及其從此種奢侈品得來的稅收以及在道義上對貧苦無助的鴉片煙受害者所應盡的責任。”

林文慶（左）和伍連德（右）。來源/維基百科

20世紀初，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海峽殖民地的鴉片種植與貿易進行管控。1909年2月，第一次國際禁毒會議在上海召開。1912年，多國又共同簽訂《海牙禁止鴉片公約》。但由於一戰爆發，這一公約並未真正落實。一戰結束，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英國政府才開始直面鴉片問題，全面控制鴉片的批發與銷售。新加坡禁止鴉片的過程充滿不易，中間還因日本人入侵而被迫中止。直到1943年，英國官方才決定宣佈在海峽殖民地全面禁止鴉片。自此，鴉片才徹底退出新加坡社會。東南亞史研究者認為，新加坡殖民地史實質上就是一部鴉片史。

1930年新加坡拒毒會章程。來源/nus圖書館

“零容忍”與嚴刑峻法

1965年，新加坡共和國建國。20世紀60年代，新的毒品“捲土重來”，這些毒品從西歐傳入新加坡，給新加坡社會帶來極大的安全隱患。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看來，西方部分國家有一些東西是完全不能為亞洲人所接受的，如槍械、毒品氾濫、暴力犯罪活動等等。

面對國內吸毒人數逐年上升的態勢，新加坡政府採取了嚴厲禁毒措施加以應對。1971年，新加坡成立中央肅毒局。1973年，新加坡制定了《濫用毒品法令》，對吸毒、販毒等行為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

在新加坡吸毒者及毒品擁有者將被判處最多10年監禁或兩萬新元罰款；

攜帶鴉片800-1200克、海洛因10-15克、大麻330-500克、嗎啡和可卡因20-30克、大麻脂130-200克，將被認定為非法交易，並將被判20至30年監禁和 15 次鞭刑；

販賣、製造、出入境15克以上海洛因、30克以上嗎啡和可卡因、500克以上大麻、200克以上大麻脂或1200克以上鴉片者若被定罪，將被判處絞刑……

法律之嚴格甚至超過周邊國家。鞭刑、絞刑，這些刑罰雖然古老，卻有極強的威懾力，也體現出新加坡政府禁毒的決心。

新加坡監獄（模型）。攝/雲川

除了出臺法律抵制毒品外，新加坡還多管齊下治理毒品問題。比如與民間志願團體和協會合作，向大眾開展了大量的禁毒宣傳教育工作；與教育部聯合，在中學課堂中開設毒品預防教育課程；與周邊國家聯合開展禁毒合作等等。這些措施共同構築了新加坡社會的無毒環境。

今天的新加坡河周邊夜景。攝/雲川

回到本文開頭，馬來西亞籍公民達瑪林根因涉嫌走私毒品到新加坡被捕，最終被判死刑。這期間，馬來西亞政府為其求情，達瑪林根方面也以智力障礙等理由進行辯護，但新加坡政府還是於今年4月對其執行死刑。

其實，這是新加坡政府一以貫之的做法。2015年5月時，曾有一名馬來西亞人與一名新加坡人在被判販毒罪。今年8月，兩人均在樟宜監獄被施以絞刑。

遠離毒品，義不容辭。這一次，新加坡的做法再次向國際社會亮明其對毒品“零容忍”的態度。

參考文獻：

1、韓山元：《鴉片戰爭與新加坡》，《聯合早報》1997年６月2４日。

2、郭峰、魏煒：《英屬時期新加坡的鴉片政策探析》，《東南亞南亞研究》2018年第1期。

3、王銳園：《新加坡禁毒工作的有益經驗》，《公安教育》2015年。

4、李克：《一生家國 李光耀傳奇》，臺海出版社，2016年。

5、梁由之：《新加坡政府懟得漂亮！》，環球時報2022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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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雲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