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文明史上，羅馬帝國逐漸走向分裂這段時期是最模糊不清的。雖然在這個被我們稱之為“黑暗時代”的幾個世紀裡，人們肯定也得工作、吃飯、蓋房、寫書、作曲、雕塑以及繪畫，但是我們難以想象當時的情景。似乎沒有一個焦點可以勾起我們對那幾個晦暗、乏味時代的思考。作為文化重心的羅馬已經死了，異教信仰奄奄一息。基督教是一個不斷壯大的地下力量，但尚未發展成後來那種任何人類活動，無論好壞，都必須圍繞其展開的軸心。公元4世紀時的聖奧爾本斯、普羅旺斯以及雅典的生活是怎樣的情形？男人們穿什麼樣的衣服，女性們流行何種髮型？向古物學者請教這些問題多半沒用。雖然他們會給出一些回答，但是我們想象中的圖景不會因為他們的答案而變得更加清晰。一個藝術的真空期出現了，我們第一次意識到人類對那個時代的想象是多麼依賴於當時的藝術。

只有當填充物準備就緒時，真空才能夠被填補，然而在異教衰落與基督教萌發之間的這段空白期卻不存在任何填充物。藝術需要約束，但是在這段死寂般的間隔期，藝術家沒什麼可以約束自己的。即便在基督教已經紮根的地方，藝術家也做不了什麼，因為他們習慣使用的語言——形體語言——並不適用於新的教義。如果藝術註定要為基督教服務，就必須發展出一種新的語言——一種象徵性的語言，來代替以前的描述性語言。

在這一危機時刻，當藝術家所要表達的東西的本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時候，希臘藝術家的高超技法出現一定程度的退步也許是好事。伴隨羅馬帝國分裂而來的是戰爭、侵略，以及動盪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安全感的缺失必然無法使技法得到蓬勃發展，而人類文化語言賴以建立的傳統也隨之喪失了。在這樣的時期，不但繪畫、雕塑以及建築變得混亂不堪，就連語言本身也雜亂無章，以至於文學也隨之陷入了一種混沌狀態。

不過，那種混卻可以孕育出新的風格，而這種風格在一個較為穩定的社會中是很難發展起來的。羅馬地下墓室中最早期的基督教藝術作品都呈現出粗糙而拘束的特點，但正因如此，他們沒有受到更強烈的傳統風格的影響。在基督教發展出自己清晰的藝術語言之前，必須瓦解希臘人已臻完善的藝術語言。幸運的是，就在早期基督教藝術家探索新的表達方式的時候，這種瓦解已經進入了一個很高的階段，否則，基督教藝術家尋求的象徵性語言就會被前基督教藝術的描述性語言扼殺於搖籃之中。

只要基督教沒有獲得正式的地位，它就不可能產生任何永久性的藝術形式。在羅馬的地下墓穴中，人們嘗試過發展新的象徵主義，但是這些實踐幾乎沒有美學價值。然而，在籠罩歐洲大部分地區的混亂中，有一個例外。在地中海的東端，有一個相對安寧、開化的地區。在有利的環境下，敘利亞、小亞細亞和埃及形成了一個可以發展這種新藝術的區域。新藝術需要一個受到國家保護的宗教加以刺激，也需要得到國家認可的教堂為這種藝術提供一個棲身之所。

就在此時，原本從埃及到克里特，從克里特到雅典，從雅典到羅馬都一直平穩擺動的藝術“鐘擺”停了下來，等待一股新的推動力，來使它的擺動發生逆轉。如果把這股推動力歸於某個人，那麼此人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他明智地選擇了這一時刻（公元330年）將“鐘擺”蕩向東方，同時將帝國首都遷到了君士坦丁堡，此外，他還對基督教採取了一種保護和寬容的態度。最後，基督教藝術終於可以附著於某種可永久存在的東西——教堂的牆壁之上。在那裡，它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比存在於墓穴中的埃及藝術或存在於神廟中的希臘藝術更加合適的棲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