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蒙德·易卜拉欣（Raymond Ibrahim）是美國中東論壇（Middle East Forum）朱迪思·弗裡德曼·羅森（Judith Friedman Rosen ）研究員。文章發表於2017年11月1日的中東論壇（www。meforum。org）。

譯者 誠之。

中東，在宗教改革運動中被歐洲所熟知。

五百年前的昨天，1517年10月31日，一位名叫馬丁·路德的天主教徒將他的95條論綱釘在了德國教堂的大門上，從而拉開了著名的新教改革運動的序幕。無論別人怎麼評價他，路德都無意中引發了一些常被忽視的事情。歐洲歷史學家佛朗哥·卡迪尼（Franco Cardini）解釋說：“宗教改革產生了一個合乎情理的結果。這無疑促進了對伊斯蘭教的積極評價，因此也促進了西方傳統的、溫和的親伊斯蘭立場的誕生和發展。”

因此，雖然路德保留了傳統的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看法——譴責古蘭經是一本充滿“可怕的令人憎惡之事”的“被詛咒的，可恥的，絕望的”書——他譴責了對一些歐洲基督徒生存至關重要的十字軍概念 ，比如在西班牙：自從8世紀被伊斯蘭教征服以來，伊比利亞半島遭到了一波又一波地源自北非的伊斯蘭入侵（尤其是在莫拉比德人和阿爾摩哈德人手中，他們的聖戰熱情和野蠻手段讓ISIS望塵莫及）。

路德也不僅僅是反對十字軍“在那邊”（例如，去解放耶路撒冷的聖墓等）。1517年，即他釘95條論綱的當年，歷史上最大的聖戰帝國——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吞併了中東和北非的馬穆魯克蘇丹國大片領土，且已征服巴爾幹半島大部，準備將聖戰推進到歐洲心臟地區。

路德起初宣揚對奧斯曼土耳其人順從

與此相反，路德起初宣揚順從，甚至說，儘管穆斯林蘇丹“極度猖獗地在肉體上殺害基督徒……畢竟，他無能為力，只能讓天堂裡充滿聖徒。”1529年，當土耳其人向維也納城牆進軍和圍攻時，反叛的路德派士兵聽到了叫喊聲：“不受洗的土耳其人”（意為蘇丹）比“受洗的土耳其人”好。

透過將天主教教皇描繪成一個比土耳其蘇丹更糟糕的“反基督者”形象——蘇丹作為穆斯林領導人的要職，曾以聖戰的名義屠殺和奴役成千上萬的基督徒。路德和約翰·加爾文認為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和天主教皇是“敵基督的雙角”，開啟了一種在西方盛行至今的相對主義； 其中之一即是從天主教歷史中本能地引用（通常是扭曲的）事件來相對化並最大限度減少正在進行的穆斯林暴行。

可以肯定的是，天主教會以自己的謾罵作出迴應“並且經常試圖透過將新教教義比作伊斯蘭教來抹黑新教教義——穆罕默德是早期的新教徒，而新教徒是後來的薩拉森人，”伯納德·劉易斯解釋道。卡迪尼闡述道：

宗教改革引發了基督徒之間更激烈和連貫的爭論，其最終結果是支援穆斯林。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每個人都習慣性地譴責對方宗教的“惡習”，重視以異教徒（穆斯林）來例證相應的“美德”，這自然會更適合基督徒……事實上，天主教徒與新教徒之間的爭論經常導致兩者之間的競爭，因為二者都可能透過讚揚異教徒來更有力地打擊對手。

匈牙利的約翰·西吉斯蒙德參拜蘇萊曼大帝。

一直以來，穆斯林都靜觀且嘲笑著——如伊拉斯謨等明智人士的憤怒：“雖然我們一直在無休止地內部鬥爭”，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說，“土耳其人大大擴張了他們的帝國，或者說他們的恐怖統治。”順便提一下，“路德的論點是，那些與土耳其人為戰的人是在對抗上帝，上帝透過他們［穆斯林］來懲罰我們［天主教］的罪惡，”伊拉斯謨反駁說，“如果因為上帝透過他們來懲罰他子民的罪惡，而說不該抵抗土耳其人，那麼，在疾病期間也不該求醫，因為上帝也透過降下疾病來清除他子民的罪惡。”

儘管如此，從路德開始的一切都留給了後來的新教領袖。這只是預期；早期的新教徒和穆斯林有相同的敵人——天主教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的幌子下——“我的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這一原則開始戲劇性地發揮作用。到1535年，“這是一個痛苦的事實，”歷史學家羅傑·克勞利寫道，“相較於曾經致力於的與蘇丹蘇萊曼”（難怪不少伊斯蘭對歐洲領土的征服發生在“大帝”統治下）的戰爭，天主教國王查理五世將花更多的時間、金錢和資源去和法國人和新教徒作鬥爭。

同樣，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與穆斯林巴巴爾海盜一起共事——後者奴役了大約130萬歐洲人，包括不少來自愛爾蘭和冰島的歐洲人。他們一起反對天主教的西班牙，這促使該國教廷大使感嘆：“所有的邪惡都是由那個女人指使乾的，這很清楚，以武器支援摩洛哥 ［阿布德· 馬立克（Abd el Malek）］，尤其是贊助火炮。”

伊莫雷·托克裡王子（左）和邁克爾·阿帕菲支援奧斯曼帝國對維也納的圍攻。

1683年，當土耳其人再次來維也納奴役並最終屠殺約3萬名基督徒時，他們的主要非穆斯林盟友是兩位新教徒：路德派匈牙利人伊莫雷·托克裡和加爾文派特蘭西瓦尼亞人阿帕菲王子。事實上，進入維也納的穆斯林藉口向當時反抗奧地利帝國的托克裡提供軍事援助。告訴盟友穆斯林指揮官，“他們應該利用圍攻維也納造成的基督徒的混亂，征服這個地方可以確保征服所有匈牙利人 ，開啟通往更大勝利的的通道，”大維齊爾卡拉穆斯塔法可以說是動員有史以來的最大穆斯林軍隊入侵歐洲。波蘭國王約比·索比耶斯基在馳援維也納之前，認識到托克裡的狠角色，寫信說：“如果有人在盟友的領土上或者在他的領土上燒掉一根稻草，他就會去把他和他全家燒死在家裡。”

新教改革無意中使伊斯蘭教獲益，不應被解釋為對宗教改革的攻擊或對天主教的辯護。它也沒有說任何關於神學價值或真理的東西。（在此宣告，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可以說，我與二者也沒有利益干係。）相反，這裡的關鍵是，在宗教信仰方面，犯錯的人的行為會帶來無法預見的後果。而且，如果在基督教界的歷史地分裂——自公元451年在凱西頓開始，正教（不是天主教或新教）分裂——總是會影響到伊斯蘭教的優勢，那麼，基督教的大分裂也會產生重大影響，這一點也不奇怪。

時至今日，對伊斯蘭教的天真和有利的觀點在歷史上的新教國家中尤其根深蒂固。

簡而言之，“宗教改革產生了一個合乎邏輯卻意想不到的結果：明確地推動了對伊斯蘭教的積極評價，並因此促成了一個常規和傳統的親伊斯蘭教立場的誕生和發展。”這種“傳統的”和“親伊斯蘭的立場”在今天仍然存在並繼續困擾著西方。畢竟，對伊斯蘭教的天真和有利的觀點——更不必說對穆斯林侵略的消極迴應，和對被視為對抗伊斯蘭教的“十字軍運動”的消耗一切的恐懼——都是根深蒂固的，並且損害了包括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德國、澳大利亞和美國在內的歷史上新教國家的安全。

當然，這些觀點與新教神學固有的東西沒有多大關係，更多的是與許多歷史性的力量有關，這些力量最終導致在西方對一切事物的不加批判或盲目的容忍——包括毫不掩飾的伊斯蘭恐怖主義——在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事實中顯而易見：今天，它是天主教教皇——一個傳統上由伊斯蘭教最大的和最響亮的對手充當的角色——表現出無與倫比的決心授權穆斯林和粉飾伊斯蘭教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