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的中國歷史，除了留給世人豐富的精神遺產，也留給世人許多需要反省的問題。比如說，“家天下”是孔老夫子用以描述大同世界破產後的政治形態的，但之後二千多年的歷史中，“家天下”不是帶來愈來愈健全的社會，而是反反覆覆呈現為易姓改號。無論是當權者，還是老百姓，似乎都把“家天下”的政體及其治理方式視為理所當然，而很少有人去質疑這種政治體制的正當性。中國歷史上缺乏系統的政治哲學，關於政治治理的討論更多地服務於政治控制的權謀，而非社會正義。也因為如此，暴力奪權就成了朝代更迭的唯一方式，其代價當然就是社會動盪。

為什麼“家天下”的政治往往以暴力和社會動盪結束？一個可見的原因，就是這種政體最終必然走向“庸人”政治。

1654年2月27日，也就是順治十一年正月十一日，16歲的順治皇帝（1638。3。15—1661。2。5）走進內院。內院是內翰林秘書院、弘文院、國史院的統稱，後來改稱為內閣，是大學士們值日的場所。順治帝時不時會去走一趟，有時候是去看書，有時候是去諮詢問題，有時候去看看臣子們的工作狀況，當然，還有的時候就是去發表“最高指示”抑或“殷切希望”的。這一天順治帝的到來，就是表達他的“殷切希望”的，物件則是值日的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陳名夏和弘文院大學士呂宮。

史籍中記載了這次訓話的核心內容：

壬寅，上幸內院，諭陳名夏、呂宮曰：“朕前聞總督孟喬芳病故，深用軫惻，不禁淚下。喬芳與朕寧有姻戚哉？但以其為國忠勤效力故也。比年以來，朕之眷顧漢官，視滿官有加。夫滿官自太祖、太宗時宣力從徵，出百死，方得至是。

朕之優待漢官者，豈以其有功而然？蓋期其既受朕恩，必盡忠圖報耳。

今觀漢官之圖報主恩者，何竟無一人耶？”陳名夏奏曰：“君之愛臣，猶父母之愛子。臣之不能承順乎君，猶子之不能承順乎父母也。臣等豈無報效之心？即有此心，皇上或無由洞悉耳。”上曰：“數年來，徒廑朕懷，曾無愉快。應升之人得升，不思圖報猶可，不應升者越次簡用，全不思報，反謂己才所致。”陳名夏奏曰：“皇上厚恩，無不思報。但臣等才庸識淺，致有錯失，為難必耳。”上曰：“錯失何妨？

與其才高而不思報國，不如才庸而思報國之為愈也。

倘明知而不思報效，擅敢亂行，事發，決不輕貸。彼時毋得怨朕，自貽伊戚耳。”（《清世祖實錄》卷八〇）

這段記載裡面只有陳名夏的回答，沒有呂宮的言行，因為順治帝的話主要是說給陳名夏聽的。呂宮是剛剛在順治十年十二月丁卯（初六，1653。1。23）才被任命為弘文院大學士的，相對於陳名夏，資歷要淺許多。除了這個原因，呂宮是順治四年的狀元，也是深受順治帝賞識並親手提拔上來的官員，所以這次談話帶上呂宮，其實就是在對陳名夏旁敲側擊時順便教育教育他。

陳名夏是明崇禎十六年的探花，江蘇溧陽人，崇禎時做到修撰兼戶兵兩科給事中，李自成進京後，陳投降，後逃離。也因為如此，南明馬士英定從賊案時，陳也列名其中。順治元年十二月，保定巡撫王文奎疏薦陳名夏，次年正月即命復陳原官。閏六月，陳名夏入京任職，被授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順治五年七月，設六部漢尚書，陳名夏被任命為吏部尚書。順治八年七月，獲任為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但就在此之前的五月，外轉御史張煊就彈劾陳名夏結黨行私、銓選不公。由於吏部滿尚書譚泰的堅持，張煊最後被處死，陳名夏安然無恙。但這件事還是給順治帝留下了陳名夏結黨的印象。順治八年八月，譚泰被處死，陳名夏再次受到審查，結果被革任，但保留了官品俸祿，發正黃旗漢軍下同閒散官隨朝。順治十年正月，陳名夏被調為內翰林秘書院大學士。同年二月，以大學士署吏部尚書。四月，在處置阿達哈哈番任珍一事上，陳名夏等28人又首鼠兩端，都受到處罰，陳名夏被罷去署尚書。

瞭解了這個背景，就知道順治帝這次的訓話主要是針對陳名夏的，訓話中“優待漢官”以及漢官“無一人圖報主恩”都帶有明顯的警告意味。陳名夏當然聽出了弦外之音，所以才有了那些帶有為自己辯解色彩的答話。

這次訓話也暴露出順治帝對漢官的不信任，在隨後的訓話中，他說出了一條重要的用人原則：

與其才高而不思報國，不如才庸而思報國之為愈也。

“報國”在當時的正確意思是報效清王朝。這句話通俗地說就是：如果一個人對王朝不忠誠，即便他非常有才能，也不能使用，王朝的用人原則就是忠誠第一，才幹其次。如果一個人對王朝忠心耿耿，即便才能平庸，也比才高而不忠誠的人更值得信任。

不能說順治帝這樣的要求是無理的，“家天下”的政體決定了國家權力歸屬的唯一性，作為“家長”的皇帝要求臣民效忠於自己所代表的王朝，在順治帝的角度並無不妥。問題不是出在順治帝的要求本身，而是出在這樣要求的結果，是平庸者成為國家治理的主幹，從而導致更多人的不忠誠。

陳名夏或許是第一個因這種用人觀念而被殺的大臣。順治十一年三月，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寧完我疏劾陳名夏結黨懷奸，其中最嚴重的指控，就是陳名夏對“我朝”懷有二心：

臣思陳名夏屢蒙皇上赦宥擢用，眷顧優隆，即宜洗心易行，效忠於我朝。孰意性生奸回，習成矯詐，痛恨我朝薙髮，鄙陋我國衣冠，蠱惑故紳，號召南黨，布假局以行私，藏禍心而倡亂。何以明其然也？名夏曾謂臣曰：“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一兩事，立就太平。”臣問何事，名夏推帽摩其首雲：“只須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臣笑曰：“天下太平不太平，不專在薙頭不薙頭。崇禎年間並未薙頭，因何至於亡國？為治之要，惟在法度嚴明，使官吏有廉恥，鄉紳不害人，兵馬眾強，民心悅服，天下自致太平。”名夏曰：“此言雖然，只留頭髮、復衣冠是第一要緊事。”臣思我國臣民之眾，不敵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統一天下者，以衣服便於騎射、士馬精強故也。今名夏欲寬衣博帶，變清為明，是計弱我國也。（《清世祖實錄》卷八二）

寧完我是遼陽人，天命年間歸順，隸漢軍正黃旗，順治八年任國史院大學士。在順治帝的眼裡，寧完我是被當作旗人而非漢人對待的。這一點，可以從下面這件事上看出。順治十年四月，大學士范文程、額色黑奏言大學士寧完我、洪承疇、陳名夏俱隸旗下，照滿洲官支給俸祿，其衙門職掌官銜品級或照滿洲例，或照漢官例，相應請旨。得旨：“寧完我仍照滿洲大學士例，洪承疇、陳名夏官品俸祿俱照漢官例。”（《清世祖實錄》卷七四）而在此之前的張煊案，也牽涉到洪承疇。可以看出，順治帝明確地把寧完我與陳名夏、洪承疇區分開來，而對陳、洪這類降官並不信任。

這種不信任其實在順治九年就已經流露。這年三月丙午，順治帝在內院看到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條議部院衙門應裁去滿官、專人漢人一疏，對大學士洪承疇、范文程、額色黑、寧完我、陳名夏等人說道：

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夙昔滿臣贊理庶政並畋獵行陣之勞，是用得邀天眷，大業克成，彼時可曾諮爾漢臣而為之乎？朕不分滿漢，一體眷遇，爾漢官奈何反生異意？若以理言，首崇滿洲，固所宜也。想

爾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

爾。（《清世祖實錄》卷七二）

李呈祥是崇禎十六年的進士，山東沾化人。這篇疏文史籍中稱為《辨明滿漢一體疏》，原文不見於李呈祥的《東村集》，也未見其他記載，內容不詳。從《實錄》中的文字來看，應該主要是討論部院衙門文職官員的任命的。很顯然，相對於漢官來說，馬上得天下的滿族官員確實有其短處。李呈祥的本意應該不是排滿，而是出於部院事務處理效率方面的考慮。但順治帝顯然對滿漢問題非常敏感，這導致李呈祥被革職並交刑部議處，差點丟了性命，最後還是順治帝開恩，免死流徙盛京。

但陳名夏這次就不那麼幸運了。寧完我上疏之後沒幾天，陳名夏就被處死了。他的死固然與當時政府中的南北黨爭（陳名夏為南黨領袖）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順治帝需要借他的死來警告朝廷中的漢官莫存異心，要忠心不二。而對陳名夏的才幹，順治帝則是一直肯定的。史籍中記載：

是冬，上在南海子，語馮銓曰：“陳名夏多讀書，問古今事了了。即所未見書，能舉其名。”銓曰：“陳某於舉業似所長，餘亦易見。”上不應，徐曰：“陳名夏終好。”自是銓不復有言。（談遷《北遊錄·紀聞下·陳名夏》）

馮銓，順天涿州人，明萬曆四十一年進士，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因依附魏忠賢，崇禎時入逆案，被削籍。清順治元年，受多爾袞之招投清，順治二年，授為弘文院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順治八年，因在任七年無所建樹，被順治帝勒令致仕。順治十年重新召還。但實際上，順治帝對馮銓並不滿意，順治十年就曾經批評馮銓“自召至以來，讜論未聞，私心已露”（《清世祖實錄》卷七四）。馮銓是北黨的領袖，與南黨領袖陳名夏並不交好，所以順治帝當面肯定陳名夏的才幹，也是對馮銓的一種警告。

可以看出，陳名夏的死正是順治帝“與其才高而不思報國，不如才庸而思報國之為愈也”的用人思想的直接結果。陳名夏本心未必有什麼謀叛的想法，但他卻觸碰了順治帝的忌諱，在言談之間對清廷的某些國策表達了質疑。順治帝處死陳名夏，也是在制止這種質疑的泛濫。他的做法的唯一目的，就是尋求臣子們對王朝的忠誠。

順治帝的想法和做法，或許是歷代王朝統治者的一種心照不宣的選擇。比如明崇禎末年，雖然崇禎皇帝頻繁地更換宰相併處罰失職者，還是於事無補，於是他又想起使用侯伯，理由就是這些人“畢竟是我家世官”（《三垣筆記》）。“世官”指世代受封世襲的侯王，因為與王朝休慼相關，所以最值得信任。而萬曆以來的朋黨政治，早已把臣民們對王朝的忠心轉變成了對朋黨利益的追求。即便是被人視為忠於皇帝的閹黨，也不過是利用皇帝的權威攫取自己的利益，最終不僅弱化了皇帝的權威，也更大地打擊了一些原本還有報國之心的臣民。

雖然要求臣民忠心在道理上也沒什麼錯，但忠誠的判定遠比處死一個人更加複雜。一個庸才的忠誠，對國家治理也未必真有益處。比如崇禎時候的大學士陳演，深得崇禎信任，崇禎在局勢危急時有心南遷，暗示陳演能出面支援，但結果在眾人開會討論這事時，陳演漠然不應，崇禎無奈，只好下定“君王死社稷”的決心，最後吊死。而陳演被罷職之後，因為受賄得到的東西太多，一時離開不了京城，被李自成軍隊俘獲，獻銀4萬兩得免拷掠，最後被吳三桂所殺。可見庸才的忠誠，非但無濟於事，反而可能因為決策的遲緩或錯誤斷送王朝的命運。

更糟糕的情形是：由於對王朝的忠誠成了最高尚的選擇，偽裝忠誠就變得愈來愈普遍。偽裝忠誠最突出的表現有三：

其一、“積極”地擁護當下的政策。這種“積極”並非出於對政治治理的沉思，而是出於對自身利害的考慮，因此，無論當下的政策是否存在可以質疑的地方，都一概加以擁護。不僅如此，為了展現擁護的“誠心”，會製造出更多超出政策邊界的事情。比如，陳名夏被處死後，一些事先對陳名夏的言行不積極舉報的言官都受到輕重不同的處罰，於是許多言官為了表達自己的忠誠，就開始糾參和陳名夏有關的人，株連也就在此背景下展開。所幸順治帝心中明白是啥回事，及時下旨制止了這種現象：

朕覽近日言官糾參章疏，都牽連陳名夏，或曰名夏親戚，或曰名夏黨與。似此紛紜，舉朝幾無善類矣。爾等言官既有真見，何不言於名夏未發覺之前？乃因其已經正法，輒吹求無已，成何政體！殊非朕虛懷納諫之意。以後論人論事，只許指實直言，不許再借陳名夏親戚黨與進奏。如有違犯者，定行重治，必不輕恕。（《清世祖實錄》卷八三）

順治帝的明智雖然制止了事態的擴大，但也暴露出這種政治現象乃是一種體制性痼疾，畢竟，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皇帝親自發話才能處理，也不是每個皇帝都是明智的皇帝。最簡單的例子就是，明代天啟年間魏忠賢在天下遍建生祠，就是假天啟皇帝的聖旨行事的，而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奉承不迭，反對者均受到處罰。這件事並不能完全歸咎於魏忠賢的專權，而應該是以強調忠誠為核心的體制，抑制了反對者發聲的權利，使得任何出自上層的政策都具備了絕對的“正確性”，從而導致諂媚之風的盛行。很顯然，這種談不上任何辨別力的“忠誠”，最終帶來的可能是政治災難。

其二、順從權力。對權力的順從，是政治生活中非常常見的現象。順從權力並不等於贊成政府的政治決策，不過是因為這種順從會使自己避開政治風險甚至獲得政治利益而已。康熙二十五年，康熙皇帝就曾對此提出過批評：

諭大學士等曰：“爾等職任朝廷重務，豈可專為一身一家之計？古有詔旨既下、大臣封駁之例，今滿大學士凡有所言，漢大學士惟唯唯諾諾，並不辨論是非。如此，則劉正宗、陳名夏之例具在。學士等誠能各抒己見，共相參酌，事務豈至舛錯？今爾等諂媚大學士，緘默不言，以為保身之計，吳格塞、卓靈阿之例具在。至翰林院撰擬文章，俱關要務，今翰林撰擬不堪，漢掌院學士、漢大學士俱不改正，誠恐改正一字，即為終身之仇，掌院學士畏懼翰林，大學士畏懼六部，此皆尸位素餐、患得患失之所致也。”（《清聖祖實錄》卷一二七）

這段話裡涉及到兩種“順從”，前一種“滿大學士凡有所言，漢大學士唯唯諾諾”是對實權的順從，後一種“掌院學士畏懼翰林，大學士畏懼六部”則是因害怕攻訐或報復而不想擔負責任。無論是哪一種，其實都是對良好政治生態的破壞。

其三、等候指令。通俗地說，就是不主動作為，“一切聽上面的”。舉例來說，在扳倒陳名夏過程中出力甚巨的弘文院大學士劉正宗（崇禎進士，山東安丘人），後升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是順治皇帝親自選任的官員。但是很遺憾，劉正宗性格倔強，順治帝稱之為“器量狹隘，負氣多矜，持論矯偏，處事執謬”，即便在皇帝面前議事，“一有未合其意，則變色不平，務以己意為是”（《清世祖實錄》卷一二四），惹得順治帝老大的不滿意，於是在順治十六年三月下旨切責。見到皇上下旨，左都御史魏裔介、浙江道監察御史季振宜聞風而動，開始上疏彈劾劉正宗。劉正宗因為順治帝的不滿而受到免死革職、追奪誥命、籍沒家產一半、歸入旗下不準回籍的處罰。而魏裔介、季振宜因為不在皇帝下旨之前舉發劉正宗，也被革職交刑部議處。

魏裔介、季振宜在清初都不是那種諂媚之臣，但糾參劉正宗尚需等到順治帝下旨的機會，也說明在這種等候指令背後，有一隻無形的權力之手在制約著官員的行為。劉正宗當時是首輔，顯然也是一個獨斷專行的人物，沒有皇上的旨意，臣子們就算心裡有意見，也不敢發出來。所以劉正宗最後受到懲處，應該是他的行為威脅到皇帝的權威。魏裔介、季振宜的做法，或許更多地是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而非全然地出於諂媚。

實際上，這種等候指令的做法，在清初似乎並不鮮見。在譚泰、陳名夏的案子中，都有言官因不事先舉發受到處罰的例子。等候指令，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把所有功過都歸之於上的做法，指令未下，可以卸責；指令已下，則圍繞指令變換許多花樣以示“忠誠”，這樣既不擔責，還能表功，實是一舉多得的良方。也因為如此，一個事件演化成一種政治運動，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偽忠誠的產生，固然與人的趨利本性有關，但更大的原因，還是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讓人不敢輕易犯上。這種權力結構，每一個層級都構成一道屏障，因而每個層級都是一個要求“忠誠”的壁壘。正因為如此，偽忠誠總是和結黨營私聯絡在一起。即便是對朋黨限制很嚴的清朝，朋黨問題也一直未能解決。順治十二年，由大學士王永吉纂輯最後由順治欽定的《御定人臣儆心錄》，就把《植黨》列在了第一篇。康熙皇帝說：“人臣服官，惟當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門戶，私植黨與，始而蠹國害政，終必禍及身家。歷觀前代，莫不皆然。在結納植黨者形跡詭密，人亦難於指摘。然背公營私，人必知之，凡論人議事間，必以異同為是非、愛憎為譭譽，公論難容，國法莫逭。”（《清聖祖實錄》卷六八）。雍正皇帝曾作有《朋黨論》，中稱：“朋黨之徒，挾偏私以惑主聽，而人君或誤用之，則是以至公之心反成其為至私之事矣。”（《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卷五》）乾隆皇帝也說過：“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為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為揣摩，群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清高宗實錄》卷四八六）可見在對“忠誠”強調得無以復加的清朝，由偽忠誠而來的朋黨也是讓皇帝們頭疼的事情。從這方面來說，對“忠誠”的強調越嚴厲，說明“忠誠”的破產越普遍。

對“家天下”的政體而言，無論是庸才還是偽忠誠者，都是不受歡迎的。但是，由於高度強調“忠誠”，異類者早已被放逐，而才高者又往往不被信任，一些忠誠者又由於不入朋黨而被邊緣化甚至被斥逐，於是用人者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庸才和偽忠誠者中進行選擇，最終讓政治治理走向平庸化。王朝延續時間的長短，和這種平庸化的速度是否存在相關，也還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2020年8月19日於了不了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