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曆史上共400多位皇帝，只有極少數能廣受肯定，他們要麼是鼎盛王朝的開創者，如劉邦、劉秀；要麼文治武功強盛，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

但在歷代眾多大家眼中，西漢的第五位皇帝——漢文帝劉恆才是千古明君的標杆：

他是《史記》中評價最高的皇帝，司馬遷稱讚“霸陵如故，千年頌聲”；錢時、邱濬、謝肇淛、曾國藩等人都認為他是“三代以來最賢君主”；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則認為：“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

當然，他也是西漢有廟號的四位皇帝之一（其他三位是漢高祖劉邦、漢武帝、漢宣帝）。

漢文帝的明君名聲並不是空穴來風。對於皇帝來說，並不是只有開國、打仗才是歷史功績。漢文帝的過人之處在於：

他在歷史最需要的時候登上了舞臺，其後又用最合適的方式，解決了眾多阻礙西漢王朝發展的矛盾，為強漢的出現開啟了可能

。

孝文帝劉恆幸運登上帝位，是西漢統治階層劇烈矛盾的產物

劉恆可謂是中國歷史上的頭號“撿漏王”，他之所以能幸運登上帝位，“得益於”西漢統治集團矛盾的白熱化。

當初劉邦死後，西漢朝廷的大權歸於“與高祖共定天下”的呂后之手。為了鞏固權力，她一手扶植、培育呂氏外戚的勢力，一手打壓、削弱劉氏宗室。高壓的環境下，除了慘遭不幸的戚夫人、劉如意母子外，其他藩王也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而時任代王的劉恆和母親薄姬，則因卑微的出身、低調的為人，得以安然無恙地待在遠離權力漩渦中心的代地。

呂后在世期間，雖然有違背白馬之盟、分封諸呂為王的過界行為，但一來她的威望、手段、身份不可撼動，二來她保證了以周勃、陳平為首的功臣集團的利益，因此雙方相安無事。但呂后並不明白“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的道理，在她死後，仍霸佔西漢權力中樞的呂家“官二代”們已經成了功臣、宗室嚴重的威脅。於是，在公元前180年，呂氏全族“被叛亂”，遭到了周勃、陳平以及齊王劉襄、朱虛侯劉章等人的聯合誅殺。

就像呂后臨終前指出的那樣：“今呂氏王，大臣弗平”，這一事件其實是功臣、外戚兩大集團間矛盾的總爆發，說句不好聽的，就是陳平、周勃以及宗室主動發起的宮廷政變，但由於他們掌握了““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的道德優勢，才顯得合情合法、理直氣壯。

在這之後，圍繞著“擁立誰為皇帝”的收尾工作，掌握了大權的功臣們很費了些腦筋。當時的四大人選如下：少帝劉弘、齊王劉襄、代王劉恆、淮南王劉長。但少帝是呂后所立，長大後定會對功臣大加報復，首先排除；淮南王年紀太小、舅舅家太兇悍，排除；而在誅呂中立下功勞的齊王理論上最適合，但一來他性格強勢，二來舅氏名聲不佳、極有可能成為第二個呂氏，隨之也被淘汰。

經過詳盡的分析斟酌後，原本最沒有存在感的代王劉恆成為了首選，他為人低調、“仁孝寬厚”，而且母親一族風評“謹良”，於是幸運地被周勃等人迎立為新一任皇帝。

雖然因矛盾而幸運撿漏，但這些矛盾也註定了劉恆的皇帝寶座並不好坐。

功臣們斟酌再三、殫精竭慮挑選皇帝，核心述求就是為了有效保證自身的利益，因此他們才傾向於挑選一個成年且口碑較佳的宗室子弟；

但這件天上掉餡餅般的好事，卻讓劉恆心生狐疑。在接到來自長安的邀請後，劉恆召集部屬開會，不少人對周勃等人的小算盤極為懷疑：“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即這些功臣老將精通軍事、 深諳權謀，出於地位、利益的需要才邀請劉恆為帝，野心勃勃、不好對付。

其後經過親信宋昌的分析、找人占卜、派自己的舅舅去京城踩點後，劉恆才終於下定決心動身進京；而隨後在長安附近的渭橋上，周勃與宋昌的第一次正面交鋒，雙方經過一系列的較量、試探後，劉恆才安然登上了帝位。

這就意味著，接下來漢文帝的為政既不能毫無作為，否則即有可能淪為傀儡；又不能過於剛猛直接，要不然後世海昏侯被廢的尷尬一幕極有可能提前上演。如何處理皇權與功臣集團之間的關係、維持雙方的權利平衡、維持統治的穩定與發展，對漢文帝的政治智慧提出了極高要求。

漢文帝這樣處理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以軟化硬、無為而有為

之前遠在代地的漢文帝，其實是法家理論的擁護者，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法家的刑名之言，向來以剛猛、直接、不講情面而聞名，秦朝的滅亡正是與此相關。

但漢文帝的強大之處在於，面對統治階層內部的重重矛盾，他能夠控制自己原本的理論傾向，改為運用謀略、智慧加以應對，巧妙地軟硬結合、胡蘿蔔加大棒。

進宮後，他一方面讓親信宋昌、張武統領禁軍、安撫皇宮，另一方面對誅呂事件定性：“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順勢對功臣、宗室大加褒獎。

正式即位後，陳平、周勃、灌嬰等元老仍舊被委以要職，同時還與宗室諸王一同被重重賞賜，比如周勃被加封食邑一萬戶、黃金五千斤；陳平、灌嬰每人加封三千戶、黃金二千斤；其他參與誅呂的人員也雨露均霑、皆大歡喜。

但在局面穩定後，漢文帝就透過迂迴、柔和的方式勸退功臣集團的骨幹人員、收回皇權。

比如對於元老派的實際首領周勃，漢文帝起先讓人對其進行暗示、遊說，以“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的措辭，提醒長期處於權力核心的周勃應當急流勇退，以避免功高震主。

周勃自願下野後的第二年，因為陳平去世，漢文帝又把周勃召回了相位，以此造成“相位仍在功臣集團內部交替”的印象，對元老們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安撫、迷惑。

但到了下一年，由於多次發生日食，漢文帝利用古人的迷信心理、對古制的信奉，迫使周勃回到封地，實際上就是再次下野，丞相職位轉移到了威望、能力更加遜色的灌嬰手中，由此一步步淡化功臣集團的影響力。

對於反對者，漢文帝則採取攻心為上的策略。公元前177年，濟北王劉興居趁著匈奴入侵的機會起兵，漢文帝下詔只追究元兇，許諾對順從朝廷的濟北官吏、百姓甚至叛亂者都予以赦免，迅速瓦解了對方的鬥志。

而對於自己的嫡系，漢文帝同樣採用藝術、柔和的處理方式。當初在代地的親信張武受賄，他沒有簡單的付諸司法部門，而是當眾對其大加賞賜，等於告訴對方：你要是缺錢，可以找我要，幹嘛幹出受賄這種有辱斯文的事？張武無比羞愧，其他大臣也深有觸動，擔心背上道德包袱而自我約束。

公元前170年，自己的舅舅薄昭殺害朝廷使者，漢文帝於是命令一些大臣陪其喝酒、為其哭喪，迫使薄昭無奈自殺

。

透過以上這類柔和、攻心而非流血的方式，漢文帝穩步收回了皇權、緩和了漢初統治階層的激烈矛盾，使西漢王朝步上穩定、健康發展的軌道上，為文景之治的創造提供了政治和組織基礎。

對於國家治理層面的矛盾，漢文帝開創了仁德模式

承接秦末及楚漢相爭長久戰亂造成的人口銳減、經濟凋敝局面，漢初劉邦、呂后在位時致力於發展生產、恢復秩序，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於缺乏系統性、穩定性，到了漢文帝即位時，外有匈奴無窮盡的索取，內有日益嚴重的剝削、奢靡之風，導致朝廷國家財力不足、人民生活困頓。

同時，漢隨秦制，秦朝時期的嚴刑峻法治理模式引發朝廷與百姓對立；西漢初年，出身秦朝官吏系統的蕭何編訂了《九章律》，雖然本著“約法省禁、蠲削煩苛”的原則，對一些定罪、刑罰有所減緩，還刪除了一些不合時宜條款；但總體而言仍與秦律類似，法律原則、指導思想、定刑標準幾乎一模一樣。

因此，在治國層面，漢文帝即位時面對著兩大矛盾：老百姓對於更好生活條件的渴求，對長期以來殘酷刑法的排斥。

對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文帝的思路是“毋煩民”。

這一政策的核心宗旨是致力於提高漢王朝百姓的生存環境、生活水平，注重社會滿意度，從而實現社會穩定、統治有序。

在經濟方面，採用天才政論家賈誼“牧民之道，務在安之”的主張，以減田稅、輕徭役等降低負擔的辦法，刺激農民從事生產的積極性。比如在公元前178和168年，他兩次下令把土地稅由1/15減到1/30，自此之後，這一稅率就成了漢代定製。在公元前167年，鑑於國庫豐盈，他甚至還下令免去當年全部田稅。

此外，漢文帝還“偃武興文”，把成年男子服役期由一年一次降為三年一次，極大緩解勞動力壓力；開放原本歸屬國家的山川魚澤、准許私人採礦，甚至允許民間鑄幣。

與此同時，為了減輕民間負擔、避免滋生盤剝的土壤，漢文帝在位23年，從頭至尾厲行節儉、生活標準從未提升，“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發現任何對百姓的不便之處，一律立即糾正；賞賜功臣毫不吝嗇，但自己修建露臺，聽說需要花費百金就立即停止；雖然身為皇帝，但除了重大場合，他隨時穿著粗絲衣服，後宮寵妃也不準身穿長衣；他為自己修建霸陵，內部全部使用瓦器，而非歷代慣用的金、銀、銅、錫等。所以朱熹稱讚：“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在漢文帝的一系列鼓勵措施及統治階層的以身作則下，西漢王朝的經濟實現了極大恢復與發展：“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而在讓百姓受困已久的刑法領域，漢文帝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即位當年，他就力排眾議，廢除了“收孥連坐法”，即廢除以往一人犯罪、全家受牽連的制度，這是法制文明一大跨時代的進步，具有超前的法治精神。到了公元前169年，他又廢除了肉刑，即對於犯人不再動輒砍手、跺腳，而是改為鞭、杖責打。這些舉措，極大扭轉了長期以來緊張的階級矛盾。

漢文帝在位期間，多次下令對民間的孤獨老人、貧苦百姓進行賑濟，80歲以上的老人、9歲以下的孤兒經常獲得朝廷配給的布、帛、米、肉等生活物資。每當發生災害，他就降低朝廷生活標準、減少官員數額，同時開啟糧倉、賑濟災民；此外還聽取晁錯的建議，採取“入粟拜爵制”，允許民間買賣爵位，改善農民處境、提高國庫收入。

後來把中國大一統王朝推向第一個頂峰的漢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所謂的“霸道”，自然是因為漢隨秦制；而“王道”，其實就是先秦思想家所主張的仁德治國，漢文帝正是這一模式的開創者。

秦朝憑藉嚴刑峻法結束了數百年的混戰，但也正由於過於信奉這一法寶而二世而亡。漢初的黃老之術、無為而治，本質上是一種短期的無奈之舉，無法形成一種有效凝聚大一統王朝的治理體系。

而“本好刑名之言”的漢文帝，結合對秦朝、漢初統治經驗教訓的總結，開創性地將仁德與法治結合起來。自春秋戰國混戰以來，雖然無數思想家呼號奔走，但直到這一時期，仁德的治國理念才得到首次嘗試與踐行，這是對商鞅變法以來法家治國理念一次有效矯正，也是大一統治國模式的一次全新探索和開創。它給封建王朝的中央皇權披上了一層溫和的面紗，極大加強了新秩序的穩定性，可謂是一偉大創舉與改革。

綜上咱們有這樣一個感覺，

漢文帝彷彿就是為了解決矛盾而出現的

，雖然沒有秦皇漢武那樣的縱橫捭闔、文治武功，但就治國成就而言，他無疑是我國封建時代最為成功的帝王之一。他開創的“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盛世；漢武帝劉徹之所以能成為一代雄主，如果沒有爺爺漢文帝提供製度、思想、經濟等方方面面的基礎，壓根就無從談起。

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漢文帝，就沒有漢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會產生“強漢”這一偉大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