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齡對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呈“倒U形”特徵

■呈現向省內“梯度迴流”

■從製造業、建築業轉向快遞、家政、電商等

■就業矛盾正在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

農民工作為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產物，正從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中的勞動大軍成長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乃至發展成現代產業工人的主體。2019年陝西農民工總量達到766。7萬人，其中在鄉鎮內就地就近就業的本地農民工235。1萬人，到鄉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531。6萬人。

長期以來，由於從事的多為低層次、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職業，農民工普遍處於工資收入低、工作時間長、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就業狀態，農民工就業質量總體上較低。伴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農民工更加重視就業質量，就業矛盾也正在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

農民工發展歷史演變

建國初期，農民既可以在土地上耕作，也可以自由向城市流動。後來隨著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1953年國家開始實施“五年計劃”，著重發展重工業，快速推進工業化，卻沒有大量創造就業機會。為確保城市發展和生活需要，國家透過把居民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戶籍制度以及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供應制度、住宅制度及教育、就業、養老保險、婚姻、生育等城鄉分割的具體措施，限制農民進入工廠就業，向城市流動。1958年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標誌著國家採取了嚴格控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的政策，由此確立了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

我國農民工群體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出現的。

——第一階段：農民變為農民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改革率先起步，農村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急需轉移到非農產業就業。在這一背景下，1984年的中央一號檔案指出，鼓勵集體和農民本著自願互利的原則，將資金集中起來，聯合興辦各種企業。鄉鎮企業快速發展起來，吸納了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農民工”這一稱謂也隨之而生，形成了“離土不離鄉、就地進工廠”的農民工。據統計，1983—1988年，鄉鎮企業共吸納農村勞動力6300萬人。1984年首次出現“農民工”一詞，隨後這一稱謂逐漸被廣泛使用。

——第二階段：農民工規模迅速擴大。上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髮展，快速推進工業化的東部沿海地區和大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日益旺盛，國家適時調整限制政策，准許農民在不改變身份、不改變城市供給制度的前提下進城務工就業，一大批農村富餘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形成了“離土又離鄉，進城進工廠”的農民工。據調查，1989年，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不到200萬人迅速增加到3000萬人。大量跨地區流動就業的農民工春節返鄉致使“春運”緊張，每年“春運”都形成蔚為壯觀的“民工潮”。

——第三階段：從農民工到產業工人。進入新世紀，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農民工的數量不斷增加、素質不斷提升，形成了農村富餘勞動力跨省轉移的農民工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截至到2003年底，已經達到11390萬人，已佔農村勞動力總數的23。2％。中國產業工人隊伍的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農民工的數量超過了傳統意義上的、主要由城鎮居民構成的產業工人。2004年中央“一號檔案”明確指出“進城就業的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提法在中央檔案中出現尚屬首次。

——新階段：從農民工到市民。黨的十八大以來，紮實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了農民工市民化。到2017年底，全國共有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50%以上的農村勞動力實現了轉移就業。農民工收入大幅增長提升了農民工及其家庭的消費水平，尤其是“打工一人、脫貧一戶”，為新一輪扶貧攻堅發揮了精準脫貧的作用，“創業一人、脫貧一撥”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生力量。當前，全國農民工高達2。9億人，他們有著迫切的願望成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

陝西農民工就業結構

同全國其他地區一樣，陝西農村勞動力大批向非農領域轉移就業始於1978年。之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工業化、城鎮化建設不斷加速，陝西農民工規模不斷壯大，就業特點日益鮮明。

——總量不斷增加。由2009年的595萬人增加到2019年的766。7萬人，共增加了171。7萬人。這一方面是由於伴隨著農業規模化、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可以持續轉移出一定數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另一方面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提供了更多城市就業崗位，拉動農民工總量增長。

——逐漸呈現高齡化趨勢。近年來，陝西農民工年齡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40歲以下的農民工比例在不斷減少，50歲以上的農民工比例在不斷擴大。這一方面是受到了陝西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的影響；另一方面低齡農民工的大幅度下降也是受到了新生代農民工在教育、擇業等方面觀念變化的影響在擇業時，新生代農村勞動力較老一代有著更強烈個人意願，導致擇業週期較長，就業年齡提高。

——受教育程度逐漸提升。2009—2019年陝西農民工整體以初中為主，但受教育程度近年來呈逐年提升趨勢。2009—2019年初中文化程度農民工佔比從63。2%下降到56%；大專及以上學歷農民工佔比從2009年3。6%提高到2019年的13。8%。擁有高學歷高職稱的農民工更受用人單位的青睞，也是農民工自主創業的主力軍，所承擔的工作再也不僅僅是前些年的簡單體力勞動，而是有一定技術含量的產業勞動者。

——農民工從事第三產業比重大幅度提高。伴隨著我國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第三產業迅速發展，從事第三產業的農民工比重大幅提高，該比重從2010年的49。3%穩步提高到2019年的60。6%。第二產業作為曾經農民工就業的主戰場，從業農民工比重已經從2010年的50。6%逐步下降到2019年的39。2%。十年間，陝西農民工在第二、三產業中的就業分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網際網路快速發展不斷催生出新的現代服務業新業態，吸引著大量農民工從製造業、建築業為主的第二產業，轉向從事快遞、家政服務、農村電商的第三產業。

——農民工開始梯度性向省內迴流。隨著近年來東部經濟增長放緩、中西部發展潛力逐步釋放、產業梯度轉移帶動等影響，全國農民工流向中西部的比例快速提升，呈現出從“東南飛”向“西南飛”轉變。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陝西農民工也呈現出向省內梯度迴流的特點。省內農民工在2011—2015年基本徘徊在75%—76%左右；從2016年起，省內農民工比例躍至78。8%，在2016—2019年維持在78%—79%之間。

近年來，陝西經濟突飛猛進，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大後，脫貧攻堅工作穩步推進，鄉村特色農產業、旅遊業興起，一批曾在沿海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務工經商的農民工，經過城市打工的歷練和積累，帶著技術、資金、渠道，懷著鄉村情感返鄉創業，為縣域經濟注入生機和活力，尤其在脫貧攻堅中發揮著吸納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推進精準脫貧的作用。一部分農民工也更願意選擇就近務工，不僅能增加收入也能照顧家庭，有效緩解了“三留守”（老人、婦女、兒童）問題。

——農民工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19年陝西農民工月均收入3924元，相比2009年翻了三番，平均增速11。4%。

高空作業的工人

積極迴應農民工的“職業期待”

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陝西農民工對生活水平和職業期望不斷提升，更加重視就業質量，就業矛盾正在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

透過構建陝西農民工就業質量評價指數研究顯示：年齡、受教育程度、非農技能培訓、政府組織行為、老家經濟負擔、務工地區範圍是影響陝西農民工就業質量的顯著性因素。從人力資本方面看：受教育程度越高，農民工就業質量越高；加強非農技能培訓也能顯著提高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年齡對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呈“倒U形”影響，在一定年齡後，年齡對於農民工有著負面影響。從外出狀態看：老家經濟負擔越輕，農民工就業質量越高；透過政府組織外出的農民工就業質量更高；外出務工範圍的擴大也會大大提升農民工的就業質量。

針對以上特徵，為了有效促進陝西農民工就業質量的提升，應該切實提高農民工的文化素質水平、加強農民工技能培訓、拓寬農民工就業創業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年齡與農民工就業質量之間存在著“倒U形”生命週期特徵，所以應不斷加強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引導農民工樹立終身學習理念，鼓勵農民工學習新知識、新技能，積極適應資訊科技進步和產業轉換升級對農民工提出的新要求。積極推行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將農民工納入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針對有創業意願的農民工提供創業能力、市場經營知識方面的培訓，加強新生代農民工心理疏導、交往禮儀及人生觀、價值觀等方面的培訓，提高農民工的文化素質和創業就業能力。

為了拓寬農民工就業創業渠道，應充分運用電視、網路等新媒介平臺，為農民工提供快捷、全面的就業資訊；持續開展線上線下招聘活動，打通勞務對接通道，促進外出、就近就業；積極鼓勵有條件農民工自主創業，在資金、技術、政策方面予以扶持；加速推進“雲用工”等新型用工模式，搭建人才“雲服務”智慧平臺，形成“雲招聘”“雲求職”的新閉環，為多種形式創業和靈活就業創造更多機會和空間。

同時，應注意提高農民工就業穩定性。透過加強和改善農民工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打破二元制壁壘，減少就業歧視現象；強化輸入地政府屬地管理責任，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將農民工納入當地公共服務體系，使外來就業農民工享受與城鎮戶籍人口相同的就業服務、教育機會、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確保實現農民工穩定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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