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湯終於建立起了強大的商王朝，在他死後，本應傳位給他的兒子太丁，但是太丁夭折，沒能繼承大位，於是太丁的弟弟外丙和仲壬便先後登王位，不過這兩位跟他們的哥哥一樣沒有很長壽，在位沒兩年便去世了。此時由已經輔佐過四朝商王的元老伊尹做主，立太丁之子太甲為商王。

太甲承王位後，伊尹為了教導他怎麼為政為民，便接連寫了三篇文章給太甲，讓他研讀。第一篇為《肆命》，伊尹在其中直陳如何分清是非曲直，明白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什麼時候不該做什麼。第二篇為《徂後》，主要宣揚商湯的律法制度，規勸太甲一定要按照先祖的規矩行事，不可背棄祖訓，恣意妄為。第三篇《尹訓》應該也是教導太甲如何治民為政的。

太甲讀了這些文章，開始的時候還能按伊尹的教導行事，小心謹慎地遵守祖宗留下的規矩制度。可是剛過了三年，他就忘乎所以，自以為是一國之主，隨心所欲，放蕩無邊。伊尹百般勸導，太甲反而愈加張狂。他的作為使得國都不穩，民心思亂，社稷危在旦夕。

在這種緊急的關頭，伊尹發揮了他五朝耆老的威望，和數十年積累下的為政經驗和魄力，毅然地放身為商王的太甲於桐宮（今河南偃師縣），也就是商湯的墓陵所在，讓太甲守墓，並感念先王成湯的功德。原守墓的老人聽說太甲是因為違犯祖宗的制度而被放逐到此地，就耐心地把當年商湯創業的艱難，以及商湯訂下的律法制度，每天對太甲講述。太甲聽著先王的偉績，看著如今可謂寒酸的陵墓，再想起自己無德於百姓卻又作威作福的往事，不禁羞愧難當。為了配得起祖宗留下的社稷，太甲決心改過自新，他以成湯為榜樣，修身養性，所做的一切都符合湯的規矩制度。

流放太甲後，伊尹只好代為管理國家。過了三年，聽說太甲已經脫胎換骨，洗心革面，沒有辜負自己的一片苦心和祖宗的江山，十分高興，便親自帶領滿朝文武趕往桐宮，奉迎太甲還都以供社稷。太甲回到商都後，伊尹鄭重地將政權還歸給太甲，太甲也一改往常面目，做的每一件事都循規蹈矩，並且從諫如流，關心國計民生，促進人民生產，使得商朝進入了一個穩定發展的時期。

此時的伊尹看到太甲浪子回頭，可謂高興至極，作了一篇《太甲訓》來讚揚太甲的施政和德行。不過，其文如今已失佚，但是相傳“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便出自於《太甲訓》。其中，“活”字在《禮記》中作“逭”，是“逃避”的意思。

據說太甲在位二十三年，政治清明，最後病死，葬於歷城（今山東濟南）。

太甲作為商代早期的君王，面對還不算穩定的王朝，其所作所為還是可圈可點的。而且透過殷墟卜辭來看，後世的商王對他都十分尊敬，這從對他祭祀的隆重程度也可以看出來，曾將其與成湯等其他有作為的商王一起合祭。

但是對於伊尹重新獲得政權的方式，後世頗有爭議。比如西晉時期出土的《竹書紀年》便認為，伊尹流放太甲後，曾自立為王。太甲重新取得政權也不是伊尹還政，而是太甲潛出桐宮，殺了伊尹後才重新親政。雖然古本《竹書紀年》在崇尚儒學的宋朝已經散佚，但清人方詩銘、王修齡等人透過《太平御覽》《晉書》《史通》《文選》《通鑑外紀》等史書，編了一本《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他們認為太甲雖然殺了伊尹，但是又立伊尹的兒子伊陟、伊奮為大臣，並將伊尹的田宅財產平分給他們。

關於這個假說，曾獲得不少其他派別的學者支援，因為他們認為《竹書紀年》可以說是第一手的文字資料，不可能存在虛造的成分。而且更為可疑的一點是，這本古書居然會在宋代遺失，或許是因為它不符合經典的儒家經義，所以在極其崇尚儒家學說的宋朝被人為消滅了。

如果真的是按照這種說法，那麼在政治還未平穩的商朝初年，“伊尹放太甲”這件事就是一個統治集團內部曾發生的王位爭奪戰，而伊尹也將晚節不保，變成一個欺君罔上的悖逆賊臣，這當然與經典儒家所宣傳的忠君思想格格不入。

另外一個值得推敲的地方，則在於，既然伊尹被儒家推崇為忠義之臣的楷模，那麼他流放了君王的這件事又該如何解釋呢？這應該是忠臣所該做的事情嗎？後世儒家對此的解釋是，伊尹放太甲，是教訓頑劣的新王，好讓他知錯能改，從而保住社稷的穩固。

但歷史已成歷史，其中曲直，如現在的我們或許根本無法徹底搞清楚了，只能提供給後來學者們鑑驗。還是回到商王朝本身來講，太甲死後傳於其子沃丁，沃丁在位的時候伊尹去世，沃丁提拔咎單為大司空。咎單作《沃丁》，借用伊尹的事蹟來教導沃丁。沃丁死後，傳於其弟太庚；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傳位於其子小甲，其在位時都於亳；小甲死後傳位於其弟雍己，《史記》說雍己在位時“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可見地方諸侯的勢力已經又一次膨脹了，商的王權被削弱。雍己死後傳位於其弟太戊，在太戊的手裡，商到底會朝什麼方向發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