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許海峰 梁嫣佳 張洪斌（特邀）剪輯 閆以豪（實習）調色 江勇

在上世紀50年代，“先生產後生活”的理念下，曹楊新村的公共空間結構呈現著一種特色佈局，公共空間充足，而私密空間的居住面積人均小於4平米。這受限於當時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但這樣的空間佈局與當時提倡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恰能適應，完備的公共設施與相對同質化的居住群體能夠滿足上世紀50-70年代的社會需求，尤其在196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中達到高潮。

50年代曹楊新村環浜及公園。 曹楊新村街道辦事處 供圖

時間迅速向前推進，隨著當時上海城市的發展，“外來群體”的不斷流入和“內部人口”不斷遷出，和住宅房商品化的趨勢下，曹楊新村的集體主義生活方式，和公共面積佔比過大的空間結構使得曹楊新村居民居住條件越發艱難。據國家統計局的官方數字，2020年中國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已達40平方米。

狹窄的居住空間容易發生矛盾。房屋型別的多樣化，也讓人際關係的交往變得愈加複雜。而隨著社群老齡人口的不斷攀升，做好“為老服務”是城市老舊小區更新、完善功能的重中之重。

2021年3月，曹楊新村環浜旁閒談的老人。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以下為孫雅芬自述】

我是孫雅芬，我家是1952年6月30號搬進曹楊一村的，住在曹楊一村82號1室，我父親是上海國棉七廠的八級木模工和先進工作者，當時被廠裡評選為勞模，廠裡敲鑼打鼓地歡送我們，把我們一家送進了曹楊一村。

鄰里

我感覺現在的人的關係比以前更緊張了，現在的房子都是獨門獨戶，大家有了距離感，就互相不答理了。

我還記得，那時的曹楊一村大家的關係真的很好，天熱，家裡沒什麼空調電風扇，大家就拿個躺椅在外面乘涼，家裡門就敞開著。鄰居之間有什麼事情，大家也都會互相幫忙，有人生病了，鄰居都會帶你去看病的，就像我小時候，身體不好，三四歲的時候發高燒，沒人能管我，我父親因為工作忙不在家，母親身體也不好，隔壁家阿姨就把我抱到醫院裡去看病，再把我抱回來，揹回來。當時的交通不方便，沒有腳踏車什麼的，就把我抱到醫院。

像別人家裡有什麼事情，我也一樣會去幫忙的，我隔壁家的小男孩，比我小七歲，他的外公是個瞎子，他媽媽是做三班制，每天早班中班夜班都不在家，沒有人能照顧她，他家裡人就喊我來幫忙，這個小男孩幾乎從小就是我帶大的。

孫雅芬收藏的“曹楊新村建村60年”的紀念杯。 張洪斌 圖

改建

國家對我們曹楊新村一直很關心，2003年進行了第一次改建，幫我們做水管和水槽，牆壁全部貼瓷磚，把原本三家人共用兩個的衛生間也改成了一家一個衛生間。

2020年，政府徹徹底底幫我們曹楊新村進行了改建，因為是第四批歷史保護建築，把每家每戶都改成了獨門獨戶，增加了平方，幫我們把以前公用的衛生間，廁所都改到了房屋裡面。對於我來說，已經是十分舒適了，即使讓我搬到外面給我再大的房子，我也不搬。

養老

國家已經對我們勞模後代很好了，這些改建也使得曹楊新村的生活條件變得很舒適，綠化、環境都很好。可是住在村裡的老人發生了變化，年齡都大了，老年人越來越多。街道里80歲的老人大概要四百多個，90歲的老人大概也要幾十個了，一百歲的老人也要好幾個了。老年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了，而子女們白天都要上班，老年人一個人呆在家裡是很孤單，如果去敬老院，他們也付不起這個費用。我就希望國家能在若干年以後幫我們曹楊一村造一個託老所，豐富我們老年人的生活，可以在裡面學習，吃飯，活動。早上車子接送，中午吃飯在託老所裡吃，晚上再接回家。我感覺這樣的話，曹楊新村會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