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上週的文章中，我們探討了上世紀70-80年代的那場石英革命。

對於整個世界來說，石英錶的出現可以被稱為「革命」；但是對於傳統瑞士機械錶來說，這絕對是一場關乎生死存亡的「危機」。

在瑞士製表業搖搖欲墜的時候，很多品牌站了出來，各出奇招來拯救機械錶。幾乎以螳臂當車的姿態，與潮流逆行。

但幸運的是，瑞士機械錶非但沒有被歷史的車輪碾過，反而改變了潮流行進的方向。

今天我們就回到上世紀的石英危機，看機械腕錶如何起死回生。

1976年，鐘錶界對LED、LCD石英錶和指標石英錶趨之若鶩，世界上最好的製表師之一George Daniels終於看不下去了。「我對『電工』感到憤怒，」他在1999年告訴我在「American Time」雜誌的同事Norma Buchanan。

「電工」是Daniels對電子錶及電子錶支持者的蔑稱，「他們在鐘錶界大搖大擺地說『這就是未來』，我真是太生氣了。」

Daniels氣不過，發誓要報復。他開始在英國鑽研發明一種新的機械擒縱輪。「Daniels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思考槓桿式擒縱系統的問題」Buchanan寫道，「但促使他採取行動的是石英風潮。他想證明，機械錶和石英錶一樣好甚至更好，因為它們不需要電池。」

George Daniels

Daniels想到了一種新的擒縱結構，用兩個擒縱輪代替傳統的一個，將它們疊加在同一軸上，他相信這種擒縱結構會使機械錶走時更精確，減少維修保養。新的同軸擒縱系統將讓 「電工」 們大開眼界！

Daniels對石英危機的反應不僅僅是守舊，簡直是瘋狂：在1976年，企圖用一個改良擒縱輪來阻止機械錶被遺棄在歷史的垃圾堆裡，這想法是非常可笑的。機械錶的命運已經註定，鐘錶業的每個人都瞭解這一點——除了不信邪的George Daniels。Daniels也的確被嘲笑了。

Daniels獨樹一幟的Space Traveller懷錶機芯

但他會笑到最後。正如我們所知，機械錶負隅頑抗，上演了工業史上最驚人的逆襲。這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足足過了23年，Daniels才看到他的同軸擒縱系統投入商業生產。美好的結局雖遲但到。

機械錶的復興全過程值得寫出一本完整的書（然後再拍一部大型電影）。作為一個在Daniels先生開始研發Co-Axial一年後開始報道鐘錶行業的人，我只能在這裡記錄一些主要人物和主要轉折點的順敘總結。

本篇分為上下兩部分：第一部分是1978年至1989年的發展，第二部分是1990年至2000年的發展。接下來，就是這段歷史的簡明版本。

曾幾何時，與懷錶相比，腕錶——即使是來自著名品牌的高階腕錶——並不是廣受歡迎的收藏品

1978年，機械錶第一次在石英時代出現了新的生命跡象。日內瓦一家懷錶經銷商和拍賣行Galerie d‘Horlogerie Ancienne的合夥人Osvaldo Patrizzi注意到，懷錶收藏者們對復古腕錶表現出了興趣，部分原因是對即將過時的發條式手錶的懷念，另一個原因是意識到它們的稀缺性可能會帶來升值。Patrizzi於是決定在即將舉行的懷錶拍賣會中加入一個腕錶特殊環節。

這是史上第一回。當時在收藏界，腕錶只配給懷錶提鞋。人們都說Patrizzi瘋了，竟然用腕錶來糊弄他的拍賣會。「Osvaldo，你怎麼想的？沒人會買這些表」他們告訴他。

但他們錯了。在他的第一場拍賣中，一隻「Patek Philippe - 百達翡麗」萬年曆手錶拍出了6,500瑞士法郎，創下了該表的價格紀錄。受到這番鼓舞，Patrizzi舉行了第二次腕錶拍賣。一隻百達翡麗萬年曆計時碼錶以1.8萬瑞士法郎的價格成交。古董表熱潮開始了。

Patrizzi開始透過一家新公司——Habsburg Feldman，也就是後來的「Antiquorum - 安蒂古倫」拍賣行——專門舉辦腕錶拍賣會。其他拍賣行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蘇富比在1980年舉辦了第一場大型腕錶拍賣會；佳士得在1981年也舉辦了一次。20世紀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使古董市場的發展速度放緩，但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古董市場又恢復了活力（這部分稍後展開）。

與此同時，瑞士鐘錶的行政決策部門中也有一些人在抵制石英錶的浪潮。George Daniels並不是唯一反對石英錶的人。一些瑞士鐘錶業的主管對機械錶的耐用性抱有同樣盲目的信心。其中兩個最大的信徒是Jean-Claude Biver和Rolf Schnyder。

1982年，如今擔任LVMH集團鐘錶部門負責人的Biver提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非常瘋狂的想法。彼時Biver剛和一群被稱為「The Young Turks」的年輕高管一起從「Omega - 歐米茄」請辭，他們對歐米茄在石英錶危機中的怯懦反應感到失望。

Biver知道歐米茄有一個沉睡的姐妹品牌「Blancpain - 寶珀」。在20世紀50年代的鼎盛時期，寶珀的「Fifty Fathoms - 五十 」潛水錶最為著名。石英危機期間，它仍在製造一些機械錶芯，但品牌卻銷聲匿跡。

Biver的想法是買下這個品牌，讓它以奢華機械錶的形象復出。他與Frédéric Piguet S。A。的老闆Jacques Piguet進行聯手。Frédéric Piguet S。A。是瑞士著名的汝拉山谷的一家機械機芯製造商，擁有大量的機械機芯。

寶珀有史以來的第一枚三問表

1983年1月，他們以9，000美元的價格買下了寶珀的品牌名。在石英錶的全球產量剛剛超過機械錶的這個節點，Biver帶著來自一個無名的品牌的全新機械錶進入市場。這個計劃的所有環節都顯得很荒謬——除了營銷。

Biver做了兩件聰明事，充分展現了他的營銷天賦，成為他職業生涯的里程碑。他塑造了名叫Jehan-Jacques Blancpain的品牌創始人，一位18世紀上半葉居住在瑞士汝拉山的製表師。誠然，寶珀宣傳資料中對創始人的引用「正如他曾經重複的那樣，『我們今天正在書寫明天曆史的一頁』。」有點過於聲嘶力竭。但這又何妨？

Jean-Claude Biver

更重要的是，Biver想出了一個廣告語來描述這個品牌的精髓。「自1735年以來，寶珀從未生產過石英錶，未來也絕不會。」事實的確如此，石英錶直到1969年才問世。

但這並不是重點。這句口號意味著寶珀自Jehan-Jacques時代起就開始製造機械錶。它明確地表達了寶珀的信條：我們相信手工製造機械錶的美感、傳統和價值。如果你想買一塊平平無奇、機器製造的石英錶，那就買吧。但如果你重視傳統工藝，就應選擇寶珀。

在1983年，Biver大膽的反石英策劃令人震驚，並且十分奏效。寶珀的銷量迅增。Biver對機械錶的鼎力營銷為接下來十年裡的機械錶回潮掀起了一陣漣漪。

就在Biver和Piguet收購寶珀的同一年，在吉隆坡製造手錶零件的瑞士人Rolf Schnyder收購了另一家在石英危機中苟延殘喘的品牌——「Ulysse Nardin - 雅典表」。公司只僱傭了一名全職和一名兼職。Schnyder選擇忽視石英錶給公司和行業帶來的衝擊，繼續專注製造機械錶。

他制定了一個萬無一失的拯救計劃：一款能夠提供諸如日食時間、月食時間、真太陽時、主宰星象、星月座標等神秘資料的機械錶。作為一枚真正的機械奇蹟，這款「Astrolabium Galileo Galilei」由Schnyder聘請的年輕製表師Ludwig Oechslin製作，成品令人驚歎。更令人驚奇的是，錶款在1985年首度推出的一年裡，就以37，500瑞士法郎的價格售出了80枚。

雅典表Astrolabium Galileo Galilei完全是20世紀80年代典型手錶的反面——機械、複雜、極其昂貴

新晉機械錶企業家對機械錶的復興至關重要。但與以「Patek Philippe - 百達翡麗」和「Rolex - 勞力士」為首的日內瓦機械錶權威相比，這些新晉企業家簡直就是侏儒。當其他同行爭相倒戈石英錶時，他們的堅持關係著機械錶的存亡。

Henry Graves大複雜懷錶促使了百達翡麗繼續研製複雜腕錶

1979年，百達翡麗的家族傳人Philippe Stern在與他的團隊進行關於公司150週年慶典（1989年）的規劃會議時，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這一年，ETA推出了1。95毫米厚度的Delirium石英腕錶，以顯示瑞士在石英技術方面可與日本抗衡。Stern決定百達翡麗的150週年紀念表將是一款機械錶，並且是非常特別的機械錶：Stern希望他的團隊製造出世界上最複雜的機械錶，超越擁有24項功能的1932年百達翡麗Graves懷錶。技術團隊在1980年投入了這項工作。

百達翡麗家族傳人Philippe Stern

另一邊在勞力士，總裁André Heiniger也對反石英有著堅定的立場。「André Heiniger是一個真正的遠見者。他的觀點是，原本非常昂貴的石英錶很快就會變得平庸。」Lucien Trueb在他的《腕錶的電氣化》（雪佛出版，2013）一書中寫道。「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在電晶體收音機、電視機和袖珍計算器上」Trueb繼續寫道。由於製造和組裝零件需要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頂級的機械機芯將始終保持昂貴和獨有。

機械裝置只能顯示大致時間這一不可迴避的事實，很容易透過在錶盤寫上 「瑞士官方天文臺認證」（即 COSC 證書）來掩蓋。富人們需要的不是一個能顯示時間的儀器，他們需要的是一件美麗而高檔的手腕飾品。

因此，儘管Heiniger本人在上世紀70年代就授權進行了多年的石英技術研究，但機械錶仍然是勞力士的王牌。勞力士也生產石英錶，但數量不多。André的兒子、繼任總裁Patrick Heiniger在1994年接受我的採訪時稱其數量「可以忽略不計」。

即使像勞力士這樣的品牌也在生產石英錶，因為機械時計岌岌可危

在瑞士製表業弧線的另一端，靠近德國邊境的沙夫豪森，「IWC - 萬國表」的執行長Günter Blümlein也在堅持生產機械錶。1982年，Blümlein上任首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議公司的首席製表師Kurt Klaus對正在進行的一個專案小做改變。Klaus是萬年曆手錶的愛好者。

當石英危機到來時，「每週的工作量只夠讓我忙碌四天，」他在1996年告訴我。「到第五天，我就會修整想法和設計」，尤其是在萬年曆上。Blümlein加入公司時，他正在研製一款帶有自動機芯的萬年曆腕錶。當他向Blümlein展示時，這位新老闆不為所動。Blümlein說，一個帶有自動計時機芯的萬年曆腕錶才會令人驚豔。Klaus無從反駁，因為從來沒有人生產過萬年曆計時碼錶。Klaus受挫地回到他的繪圖板前，花了兩年時間研究這款腕錶，繪製圖紙、計算日曆和製作原型。

DaVinci是萬國表在關鍵時刻推出的一款大膽而複雜的作品

1985年，萬國表在巴塞爾表展上推出了這款名為DaVinci（為了向達 芬奇致敬）的腕錶，售價高達25，000美元。這款腕錶如果保持上鍊，就能在接下來的214年裡精確記錄日期、月份、年份和月相。萬國表的員工們打賭DaVinci在巴塞爾表展上的銷量，考慮到其價格和機械錶的疲軟市場，許多人認為會是10至15只，最樂觀的估計是30只。但最終萬國表接到的訂單超過100只。

DaVinci讓Blümlein相信，潮流正在逆轉，經典機械錶終究不會淹沒在廉價石英錶的洪流中。在成功的鼓舞下，萬國表決定向鐘錶界的珠穆朗瑪峰發起衝擊。他們組建了一個團隊，要去做之前沒有任何一家鐘錶製造商做過的事情：設計一款超級複雜功能的腕錶。

同年，兩位著名的獨立製表師Svend Andersen和Vincent Calabrese建立了一個組織，以延續獨立製表和鐘錶的藝術。第二年，AHCI（Académie Horlogère des Créateurs Indépendants，字面義 「獨立且具有創造力的製表師協會」）參展了巴塞爾表展。

1990年，Svend Andersen推出了他的第一款世界時腕錶

展會成為了AHCI展示其手工製表師成員作品的重要平臺，這些人正在石英錶稱霸的世界裡日益陷入困境——出生於美國巴爾的摩的製表師Roland Murphy就是最好的例子。在AHCI首次亮相巴塞爾的那一年，Murphy從瑞士著名的「WOSTEP - 瑞士製表師培訓和教育計劃」學校畢業。畢業時，他沒有工作機會，也沒有面試邀請。他在賓夕法尼亞州蘭卡斯特的「Hamilton - 漢密爾頓」公司找到了一個石英錶產品開發經理的職位，這並不理想。

「我是一個製表師」Murphy說「我討厭石英錶。」

Roland Murphy是一位美國製表師，他的品牌RGM總部設在賓夕法尼亞州

與此同時，人們對（古董）機械腕錶的興趣大增。「到了80年代中期，古董表市場猛然甦醒」Norma Buchanan在1988年寫道。價格開始飆升，投機者們豪擲五、六位數的價錢，希望「五大」品牌（百達翡麗、勞力士、卡地亞、江詩丹頓和愛彼）的手錶能供他們的孩子上大學。作為價格陡然加速的一個例子，佛羅里達州的一位古董表商說，1987年2月售價5萬美元的百達翡麗萬年曆，一年後市價就能高達7萬到8萬美元。

古董表的熱潮有助於重振機械腕錶的形象，然而，瑞士需要的是提升藏家們對新款機械錶的興趣。1985年左右，他們實現了這一目標。

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機械錶復興始於義大利。義大利人對手錶情有獨鍾。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他們開始對機械計時碼錶趨之若鶩。他們喜歡古董表，但也在購買新表。皮夾克加太陽鏡的飛行員造型當時十分風靡，一塊勞力士「Daytona - 迪通拿」或「Breitling - 百年靈」Navitimer，甚至是一塊時尚的無產階級俄羅斯軍用表，都能完美地搭配這套服裝。

一旦義大利人決定「下注」Daytona，所有的賭注都會被取消

這股計時碼錶的熱潮很快傳遍了整個歐洲，最終影響到美國。它被認為是造成了迪通拿錶款多年稀缺的源頭，並助推了百年靈的起死回生。

百年靈仍然是另一個石英危機的犧牲品。1979年，新任老闆Ernest Schneider接管了這家財政拮据的公司。作為一名成功的商人、工程師和飛行員，他在保留百年靈標誌性的儀表板外觀的同時，對品牌進行了改頭換面。他還精明地安排義大利空軍佩戴百年靈機械腕錶，很快，百年靈飛行員腕錶就被米蘭的名流們奉為鐘錶時尚的圭臬。隨著超薄石英錶的普及，百年靈繁雜而厚重的機械計時碼錶定義了一種新的腕錶風格。

義大利的腕錶狂熱催生了一種新現象：消費類腕錶雜誌。在1987-88年的幾個月內，三本不同的鐘表月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種現象也將蔓延到整個歐洲，並最終到達美國。這些雜誌指引新一代鐘錶愛好者對機械錶產生了新的興趣。

義大利的計時碼錶熱潮讓機械錶更加炙手可熱。1988年，瑞士的機械錶產量自1982年以來首次上升，市值躍升了17%，相當於12.3億美元。當年瑞士著名的工業專家Roland Schild告訴我：「顯然，機械時計正捲土重來。」

接著百達翡麗迎來了週年大慶。這個時機堪稱完美。

1989年，百達翡麗在日內瓦舉行了創立150週年慶典。活動的高潮是對301只百達翡麗腕錶的拍賣。最後一件拍品便是Philippe Stern率團隊在10年前決定製作的腕錶「Calibre 89」。這是有史以來最複雜的機械錶，具有33種複雜功能。它有1728個零件，兩個主錶盤，12個小錶盤，24個指標。它重達2。5磅，只有壘球大小。

拍賣師自然是Osvaldo Patrizzi。「Calibre 89」以317萬美元的價格成交（含稅金和佣金）。整個拍賣會成交了1520萬美元。

「Calibre 89」是機械錶復甦的一個轉折點。它成為了全世界的頭條新聞，讓奇蹟般的機械時計大放異彩，還引介了一個大多數人從未聽說過的鐘表術語：「complication - 複雜功能」（即除簡單計時外的任何功能，在石英錶中稱為functions）。

「Calibre 89」引起的轟動斐然，連《週六夜現場》節目也在Weekend Update環節中提到了它，假扮的新聞主播Dennis Miller狡黠地說，一隻能做各種事情的手錶在日內瓦賣了310萬美元，「花了300萬，你們應該能猜到我想讓它為我做什麼。」

拍賣前兩個月，我在日內瓦搶先看到了這隻表。在一篇預告文章中，我寫道：「Calibre 89」的神秘之處在於，它的一切都與當代時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超大的懷錶結構，到近2000個零件，再到長達9年的醞釀。但是，這款表並不僅僅是對過去計時器的紀念。百達翡麗的成就是用古老的技術創造出了與任何高科技石英錶一樣精密的多功能腕錶。

「Calibre 89」是迄今為止「複雜機芯」的最佳典範：利用新技術設計和生產機械機芯和腕錶。在生產「Calibre 89」時面臨的眾多挑戰中，有一項是如何將33個複雜功能裝進一個錶殼。「這確實是最困難的事情」Stern 說。時年50歲的Stern高瞻遠矚，讓28歲的工程師Jean-Pierre Musy負責「Calibre 89」專案，這引起了爭議。

「老製表師們非常不滿」Stern告訴我。他們說「你不能和工程師一起製作手錶，尤其是這麼年輕的工程師。只有最好的製表師才能做到這一點。他們有點嫉妒。」但Stern說：「我們覺得必須要有年輕工程師的參與，他們可以用一種新的方式構造複雜的手錶。」

他們找到了解決難題的辦法：一臺電腦。這對工程師來說是標配，但對老牌製表商來說卻是異端。百達翡麗花了64萬美元購買了公司的第一臺CAD（計算機輔助設計）裝置。在接下來的幾年裡，「Calibre 89」團隊製作了1600張設計藍圖，最終制造出這隻懷錶。

瑞士對革命性的微機械製造技術——CAD/CAM、數控機床、自動線切割等的接納，是機械回潮的重要因素。它完善了瑞士傳統的手工製作工藝。

新技術使「Caliber 89」之後出現了新一代複雜功能腕錶。例如，1990年，Kurt Klaus和他的萬國表團隊推出了世界首款超級複雜功能腕錶。隨後，寶珀於1991年推出了世界第二款。複雜功能腕錶由此進入了繁榮期。

策劃 Editor｜範夢雅

排版 Layout｜於明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