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初創時期五行論吹響儒學復興的號角

儒學思想於西漢時期，在董仲舒的改革下，成功佔據了封建統治思想的最高地位，這也使得中國古代思想，在法家主導之後，實現了統治思想上的更替。

眾所周知，董仲舒所改造的新儒學體系，實際上是包含著法家的思想核心的，換句話說這是將儒學和法家，同時將其他春秋戰國時期顯學，揉捏在一起的思想體系。

所以我們可以說，西漢時期儒學思想，其實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思想體系，不過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傳入，同時傳統道教也再次換髮了全新的生命力，這使得剛剛佔據統治思想地位的新儒學，遭遇到了統治危機。

為此，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們開始復興儒學，並且在時代背景的影響之下，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魏晉玄學。

隋唐大一統局面出現之後，隨著政局的穩定，儒學的統治思想地位得到再次確立，但是我們知道，唐朝是一個非常開放和多遠的時代，佛教在有唐一代都有著非常好的發展，因此儒學思想，也是在不斷吸收佛教和道教的內涵，繼續發展著。

北宋建立之後，因為與五代十國的戰亂，使得儒學思想再次得到破壞，這使得以文人立國的北宋統治者，開始重視儒學思想的復興。

其實有關儒學復興的問題，早在唐朝後期著名文學家韓愈便提出了，這一任務在北宋時期，落在了周敦頤的肩膀之上。

周敦頤作為儒學思想的繼承者和信仰者，他撰寫的《太極圖說》實際上開拓了儒學發展的新局面，同時提出了五行說的論述。

五行實際上就是後來理學的核心“理”的淵源，這種復古形式的五行說，實際上夾雜了春秋戰國時期陰陽家的論述，由此正式開闢了兩宋時期理學體系形成的局面。

“天理”與“人慾”思想的提出，促進了理學思想的系統化

周敦頤對兩宋理學的發展可謂功不可沒，他透過自己對於儒學思想的深入理解和學習，在結合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將五行論融入到了儒學思想當中，由此為此之後的理學思想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也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在周敦頤之後，北宋時期著名的理學家，當為程頤、程顥二人了，兩兄弟對於宋代理學的發展和成熟，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都是周敦頤的學生，因此在儒學思想上和周敦頤上有繼承和創新的做法。

二程在理學思想發展中，其實更加註重哲學思想領域的高度上，來進行解讀，比如“理”這個字眼，實際上就是二程提出的。

二程認為“理”其實是天理，同時將“理”作為個人行為和社會規範的最高準則，同時“理”也是宇宙萬物之源，是永恆存在的精神實體，是人們賴以生存的元素。

除了對“理”的論述，二程也提出了“天理”與“人慾”的關係，他們認為“存天理，滅人慾”才是整個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基礎。

也就是說人要限制自己的慾望，這樣才能夠促進社會道德的發展和進步。總之，二程對於“理”的論述，實際上為兩宋時期理學思想奠定了核心基礎，為此後的發展開闢了全新的道路。

朱熹促進了理學思想的完善與成熟

南宋是兩宋理學體系形成的關鍵時期，有了北宋時期諸多理學家的奠基之後，理學在南宋時期的發展，便顯得順利和迅速了，這也是理學在南宋的確立的成熟時期。

而促使理學在此時期成熟，或者成系統化的當屬南宋大儒朱熹了。朱熹本人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甚至一度能夠同儒學的創立者孔子相媲美，後人因為他在思想上的偉大成就，將其稱為“朱子”。

從歷史淵源來看，朱熹實際上也是北宋二程理學說的直接繼承者，因為朱熹的老師楊時就是二程兄弟的弟子，而朱熹是楊時的弟子。

由此可見從師承關係上，朱熹可以算得上是二程的師孫輩的了，而也正是因為二程學說，對於朱熹本人思想的直接影響，使得他對於理學又有了全新的理解。

朱熹對於兩宋理學的發展，實際上是在周敦頤、二程、邵雍等人儒學思想的總結基礎上實現的。

或許在每一種思想的發展和演變過程中，由於其體系的複雜性，人員的多樣性，因此必然需要一個最終能夠進行糅合，進行系統處理的人來完成。

因此我們能夠看到朱熹的思想中，實際上繼承了“理”的概念，他認為“理”是萬物的本源，這和前面二程的思想相類似，同時他又加入了“氣”的概念，認為氣是構成萬物的材料，這可以說是一種創新。

此外，朱熹還在學習領域、社會倫理道德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的彙總和解釋，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的理學思想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