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官制改革背景和途徑

北魏的官職體系一開始沿襲了部落舊制下的“爵本位”本質，既是為了遵循其政治體的發展途徑，也是自身政治文化的延續。

在原始遊牧部落當中，因為其分散性和移動性就註定了這些部落聯盟中的統治者帶著武力上優勢，在廣闊的草原上，如匈奴單于只能以氏族——部落——部落聯盟層層聚合的方式建立起有限的統治格局，

而且這種統治非常依賴於其他聯盟體的擁戴，他們之間的關係顯然和中原的皇帝與朝臣關係不同，反而更接近於漢初皇帝與諸侯王的關係。

而北魏的核心成分拓跋部也是北方遊牧部落中的一支，隨著該部落往中原邊塞地區的遷徙，

逐漸受到中原文化，特別是自西晉以來，“封爵”浪潮的影響，很長一段時期都是按照“爵本位”的原則進行分封和改造。

在北魏建立統一政權後，隨著道武帝登位，天興七年分設官職，簡擇文武，並制爵四等，追錄舊臣，其《官氏志》初成。因此這一官爵制度成了道武帝初年的部落政治體制，並且一直延續到孝文帝延興年間才被打破。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進軍中原就意味著過去的遊牧經濟將被農業經濟所淘汰，於是開始大肆進行改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官制改革。

其目的是為了適應南北的新型統治政局，因為原本的“爵本位”官制也就不再適應其新發展，從而走上了“官本位”的改革途徑。

北魏官僚體系改革特色

隨著必維進軍中原，拓跋部越來越多地接觸到中原封建文化，原有的組織機構不能適應新局面，也就是說上乘層建築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國家政權以及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有什麼樣的經濟基礎，就會有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其主要穩定統治的官制改革，就是為了進一步進化和發展。

從北魏政權變革的情況來看，隨著政權規模的不斷擴大，拓跋鮮卑的傳統官制和吸收消化魏晉官制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交織、置廢、此消彼長演化、替代的特點。

1、中央機構的內朝和外朝兩大系統交織

在北魏建國之前，其“分部大人制”是拓跋傳統的官僚制度，道武帝初期顯然是遵循舊制，只是在其統治疆域擴大後，把原先的四部擴大為八部，也謂之八國柱。然八部之外，各郡分設立師，職分如八國，也就是縮小版的“分封”政權；到了北魏建國後，為了效仿兩漢，進取魏晉，開始設定臺省制和尚書省，並逐漸發展為以漢人置用的模式。

2、強化中央集權，大肆革除舊功臣官僚

明元帝時期在中央設定八大官人取代尚書，形成一切行政大權歸八部大人的局面，到了太武帝時期，又再次復建尚書部，於是形成了中央官僚機構下內朝官僚和外朝官僚並立交織的局面。

北魏統一北方後，大規模的戰爭日益減少，利於政治制度的繼續完善，文成帝、獻文帝時期更多地是加強對“勳舊勢力”的控制，比如文成帝興安元年“以驃騎大將軍元壽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尚書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十有一月丙子，二人爭權，並賜死”，很顯然即便是身居高位，如果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任何人都會被處置。

北魏孝文帝執政後的官僚考核特色

孝文帝執政以後的北魏，也就是北魏進入到後期階段，此時的官僚考核有了新的制度，比如考課制、俸祿制、選舉制、同時頒佈官員品令，因而使得北魏前期帶著濃厚部落貴族制色彩的政治格局向官僚政治發展。從這些輔助制度來看，主要發生了四大變化：

1、魏晉以來選舉兼顧人品和門品的中正制，隨著孝文帝定姓族之後，不再論人品，僅限於論們品；

2、把濁官、流外官和吏這三個範疇等同意義；

3、中央官和地方官額管理制度不再相同，其考課，選舉方式均有差距；

北魏前期，在監察和考課方面都以地方官為核心，而對中央官相對比較弱化；孝文帝制定考課制度時，一開始也是沿襲了這個特點，但是到了宣武帝繼位之後，兩者的考課制方式就分道揚鑣了，而且從孝明帝之後，其選舉制度也出現了差別：原

先的官員是六年一考，考課後還須經六年候選期，然後才有可能有重新任職的機會

，所以就有《魏書·蕭寶夤傳》中“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的記載。而中央的散官需要經過四年一考後即可履任新職，所以其記載為“一紀（十二年）之中，便登三級”。

在北魏後期，出現了一個非常有名的選舉制度，就是“停年格”，意思是根據官員完成一項官職後，在家候選的時間長短而決定其是否能夠就任新的官職，其主要作用在地方官員選舉一事上。

4、中央的職事官與散官的管理制度也不再相同。

北魏的散官就是指那些沒有固定執掌而當差使的人，其職責就是被派到地方去戍守或者監督拖欠的賬款，還有到地方州鎮巡視檢查。散官的構成主要是東西盛省官和諸大夫。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帝遷都洛陽後，主要是以代北時期的兵戶組成，其中的羽林、虎賁等官員應當隸屬與散官體系。

並且透過一系列不同的考核方式對其管理：

中央職事的官員考核是按照三年一考核的週期，如《魏書·高陽王雍傳》中載的：“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一階，散官上第四，四載登一級。”

透過週期升遷，這種考核模式發生了直接性的變化。

北魏官僚系統改革背後的原因和影響

從北魏官僚體系變革和考核制度的特色來看，北魏前期重點是把部落舊制下的爵本位體制向“官本位”發展。而後期的考核特點，出現了王朝對中央散官和地方官的同時歧視政策。

因為北魏自宣武帝之後，中央散官和地方官之間存在一種“對流”的關係，即地方官完成一屆任期後，可能不能馬上就任新職，而是被朝廷徵用為散官，而中央的散官又有可能被任命為地方官職。

實質上這種“對流”的現象，不是偶然間發生的，而是朝廷經過了長期的醞釀滋生了一個方案，換而言之：在事實大量出現之前，中央可能已經設計出了並且正準備推出這麼一種官僚遷轉模式，在這種模式下，原有的中原散官和地方官可以相互競爭職位，地方官的待遇始終是低於中央官職，並且在考核方式上也有所差異，這樣一來，有利於刺激官員們的上進心。

自然也有弊端的滋生，一來加劇了人們對散官的歧視，特別是羽林虎賁一類，把這種外流的散官排擠出“清品官員”之內；二來進一步降低了地方官的待遇，因為隨著“停年格”制度的推行，這個配套制度刺

激了考核週期變長，也就是待遇的僵化；三來造成了北魏官僚系統出現外官輕、內官重的趨勢。

總之，北魏官僚制度改革是北族和華夏文化系統相碰撞、調適的結果。因為北魏要走上漢化的道理，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從道武帝時期的“爵本位”官制繼承到孝文帝時期“官本位”體系的改革，都是北魏統治者選擇先進生產方式的產物。

正如馬克思所說：“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