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羊史記.看新鮮的歷史

撰文：夢貘貘

編輯：吃硬碟吧

插畫：發達蚊

上個世紀著名的史學家大概只有顧頡剛先生給我們的打擊最為沉重，他在《古史辨一》中考據：“禹，《說文》雲，‘蟲也，從禸（róu），象形’。禸，《說文》雲，‘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

”。

後來魯迅先生在《故事新編·理水》中插播了一位口吃的鳥頭先生，“你們是受了謠言的騙的。其實並沒有所謂禹，‘禹’是一條蟲，蟲蟲會治水的嗎？我看鯀也沒有的，‘鯀’是一條魚，魚魚會治水水水的嗎？”

很明顯這位形象極為可笑的鳥頭先生，魯迅是用來影射顧頡剛的（顧頡剛先生有口吃的缺陷）。所謂的“文人相輕”在魯迅先生的筆下得到了最為鮮活的體現。

雖然我們無法苟同顧頡剛先生的腦洞大開，但是他開創的古史辨派給了我們一種重新審視歷史的方法，特別是他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這個觀點，其獨特的歷史視角讓我們有一種頓悟感。

“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包含著三個意思。“

第一，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時有堯舜，到戰國時有黃帝神農，到秦有三皇，到漢以後有盤古等”；

“

第二，可以說明‘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如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

“

第三，我們在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我們即不能知道東周時的東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戰國時的東周史；我們即不能知道夏商時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東周時的夏商史”。

如果現在我們從一些零散的史料中考察生活在公元前12世紀伯夷考的生平，就會發現這位歷史人物的形象在歷史長河中逐漸的衍變和再創作，的確印證了顧老先生的歷史觀。

#01.

說起伯邑考，大多數人的腦海中首先浮現的可能是一位俊秀、正直、坐懷不亂又充滿孝心的年輕男子。這都有賴於明代小說家許仲琳在他所著的《封神演義》一書中成功的對伯邑考的描繪。

在小說裡，伯邑考是個莽撞的孩子，父親被囚七年，作為長子的他不聽眾臣子的勸告，執意要去朝歌解救父親。不曾想，妲己看到伯邑考後，情愫暗生。百般挑逗於他，他卻板起了臉，義正詞嚴地對她進行了一場說教。

妲己不禁惱羞成怒，反向紂王誣告伯邑考調戲自己。於是紂王下令將伯邑考剁成肉醬，著廚役用佐料做成肉餅，賜與西伯昌。

這是紂王佈下的“釣魚執法”之計，如果西伯昌吃了，就說明西伯昌並非先知聖人，放他回家也不擔心他反身咬自己一口。如果他拒絕食用，就要把他速斬，以免留下禍患。

不料西伯昌早已算出自己要面臨這個兩難的抉擇，因此當使命官來到之時，謝恩之後，他面不改色地連吃了三個肉餅。

不久，西伯昌果真被紂王放回，剛回到西岐，他就從馬上跌下來，眾人忙將他扶起，只見他從喉嚨裡吐出三塊肉羹。肉羹落地後生出四足，長上兩耳，變成三隻小白兔往西跑走了。

其實，伯邑考的悲劇形象並非許仲琳首創，西晉時期的學者皇甫謐創作的史書《帝王世紀》中，有這樣的描述

：“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另外號稱是西周初年姜太公創作的《太公金匱》中也有類似的記載：“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予子伯邑考為王僕御，無故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歠（chuò）予’”。此書最早被收錄於《隋書·經籍志》中，其成書不會早於漢代。

公元1973年在河北省定縣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出土了一批竹簡，其中發現屬《六韜》的竹簡共有144枚，其中簡號為2264和2263的竹簡上可以辨認出：“君唯有善有質子於殷，周文王使伯邑巧（考）死，有詔必王食其肉，免其血。”而其書經專家考驗最早不會超過戰國時期。

由此可見，明代的許仲琳正是借鑑了這樣一類史料創作了一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故事。

那麼歷史上，伯邑考真的死於紂王之手嗎？

翻看先秦時期的史料，聲討紂王行為不端最為古早的記載是《尚書·周書·牧誓》以及《尚書·商書·微子》這兩篇文稿。總結一下，紂王的過失不過有五處：

第一點：帝辛是個“耙耳朵”，“牝雞之晨”導致面臨著家敗國滅的下場；

第二點：帝辛廢棄祖宗的祭祀傳統，“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或“攘竊神祗之犧牷（quán）牲”；

第三點：帝辛不搞家族企業、不尊重長輩、也不團結兄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第四點：奸佞小人當道，任由其殘害百姓；

第五點：懶政怠政，酗酒無度。

從以上總結的幾點來看，紂王至多算是個“中二期”的昏君而已。可是到了春秋末年，就多了一條“刳比干”的罪名（《鄧子·轉辭篇》）。

戰國時期，紂王的罪名又增加了數條：“醢（hǎi）鬼侯”、“脯鄂侯”（《戰國策·趙策》）、“為炮烙刑”（《荀子·議兵篇》）。

到了漢朝，在學者們孜孜不倦地“挖掘”下，又“出土”了更新鮮的八卦：“紂為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雨”（《新序·刺奢》）。再然後，我們大家都知道了：“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烹伯邑考為羹以“賜文王”（《帝王世紀》）、斫老者“脛而視髓”（《水經注·淇水卷》）。

透過這樣不斷地層層疊加，帝辛同志順順當當地化身為暴君的代言人。

而《尚書》中連帝辛愛酗酒的黑料都拿出來大作文章，卻對他以上所有的殘暴地殺人行徑都視而不見。就這一點而言，後期出現的這些“史料”，其真實性實在是有待商榷的。

因此，南宋時期的史學家鄭樵在談到伯邑考的死亡事件時就作出瞭如下的迴應：“按文王以伯邑考質於商，為紂御，紂曰：‘吾聞聖人不食其子。’乃烹伯邑考，以羮遺文王。文王得而食之。紂曰：‘孰謂昌為聖人？’此皆誕語也。”（《通志》）

#02.

撇開那些後期史料的加工潤色和文學作品的加持，歷史上真實的伯邑考，他又是怎樣的形象呢？

老實說，要想弄清楚這些有些困難，一方面，現存的一些先秦史料中，對伯邑考的記載不僅簡單粗暴，很是模糊，而且有的史料還互為矛盾。

不過我們首先可以確認的一點，伯邑考的確是西伯昌的長子。

《史記·管蔡世家》在一開篇就給了我們答案：“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厓季載。厓季載最少。”

按《白虎通義》曰：“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因此從稱呼上就可以確認伯邑考的嫡長子地位，武王發乃是次子，他如果沒有成功上位，應該被稱為“某仲發”。

如果說伯邑考是長子，為什麼周文王要立武王為繼承人呢？

對於這件事情，史料卻給我們指向了兩種不同的方向，一個是“舍”，一個是“前卒”。

《禮記·檀弓》說：“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史記·管蔡世家》也陳述說：“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

至於原因，司馬遷給我們解釋說：“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至於伯邑考如何不賢，原因卻始終諱莫如深，我們很難在先秦的史料裡窺知一二。

西漢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書中記載：“伯邑考知群心貳，自引而瞠，順神明也”。這可能是史料中唯一一處以伯邑考為主角來描述的一段文字，甚至作者還細膩地加上了心理活動的描寫，平面的形象一下子變為立體，讓我們不禁對這段文字產生“遐思”。

據此許多人認為，伯邑考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歷史上，很有可能也發生過一場西周版的“玄武門之變”或者“九王奪嫡”事件。

前人不寫，只是為了給已經“超凡入聖”的周武王保留一絲神秘（聖）感。

似乎歷史的真相已經呼之欲出，可是，且慢！

#03.

顧頡剛先生考證，《逸周書·世俘解》即為已經散佚的《尚書·周書·武成篇》，根據相關史料的記載，此篇應成文於西周初期，因此它在歷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

《逸周書·世俘解》有云：“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武王將自家有過功業的祖輩，從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伯邑考，一一將他們的神位列於廟堂。

“太王”指的是古公亶父，“太伯（泰伯）、王季（季歷）、虞公（仲雍）”都是太王子，“文王”是武王的父親，而“邑考”就是武王的長兄伯邑考。

近代學者王國維認為：“周時以嫡庶長幼為貴賤之制，商無有也。故兄弟之中有未立而死者，其祀之也與已立者同”。西周初期則延用了商朝的這項宗法制度。

綜上所述，我們至少可以確定，武王伐紂的那個時期，伯邑考已經過世。

他何時離世，史料中已經缺失了這一環，連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只是含糊地記錄一句：“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清代崔述所撰的《考信錄》上轉載了《大戴記》中的文字：“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據說周文王去世的時候已經97歲了，在那個時代，伯邑考如果想挺到文王去世，想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殷商時期的王位繼承製度採用的是以兄終弟及為主，而父死子繼為輔。

因此即便是伯邑考有兒子，處於變革初期的周文王也不太可能打破故有的禮法，將繼承權下發給自己的孫子，這估計就是武王成為太子最主要的原因。

“早卒”兩個字彷彿太過平庸，由於史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在這兩個字中挖掘出更多的內容，伯邑考是病死、是戰死、抑或是如同有些學者揣測的那樣，死於“食首子”這樣的風俗？這些都是我們現在無法點頭確認的事情。

好像我們花了好幾分鐘時間，講述著伯邑考的生平，結果囉嗦了半天，總結起來不過是：他出生了，然後他又死了。沒有任何新增劑的人生，可能讓許多人瞬間失去探究這段歷史的興趣。

如果說強者創造了歷史，那麼無數貌似平庸的人則點綴了歷史。我們的樂趣正是透過層層的解密，揭開掩蓋在某一群人甚至某一個人身上的面紗去觸控那段歷史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