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史料關於商鞅出身的記載並不詳盡。大概可以瞭解的是，商鞅曾是衛國貴族的遠支，最初是在魏國相國

公叔痤

門下當幕僚，那時候人們叫他

公孫鞅

或

衛鞅

。商鞅是他在秦國受封於商後才有的稱呼。

後來，公叔痤死了，商鞅在魏國丟了飯碗。而大約在同一時期，秦國新即位的秦孝公釋出了人才招聘宣言：“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

商鞅覺得秦國機會大，所以去了那裡。

商鞅在秦國兩年時間毫無進展，直到透過賄賂秦王的寵臣景監，才見到了秦孝公。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三見秦孝公，分別談了帝道、王道與霸道，秦孝公的選擇是霸道。在《史記》中，商鞅是這樣描述秦孝公的“抉擇”的：

商鞅先提出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但孝公覺得這個道路耗費時間太久，自己等不及；於是商鞅又換了一套“強國之術”，獲得孝公的青睞。不過，商鞅認為，秦君的選擇雖然很給力，但這條道路將來也會導致秦國“德寡”。

這段“自述”的來歷相當可疑。“帝王之道”與“強國之術”的分野是漢儒喜歡討論的話題，身處戰國時期的商鞅不太可能對這兩套學說這麼有見識。

事實上，商鞅是一個所學龐雜、並無固定思想體系之人。君王喜好“帝王之道”，他就獻上“帝王之道”；君王喜好“強國之術”，他就提供“強國之術”。他可以在道、術之間自由切換，毫無思想壓力。秦王選擇霸道，於是就有了商鞅變法。

影視劇中的秦孝公

嚴格來說，商鞅變法其實有先後兩次。第一次始於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見到秦王后的第三年。這一年商鞅榮升

左庶長

，頒佈了自己的第一份變法令，史書中一般稱作“變法初令”。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這一年商鞅升任

大良造

，借遷都之機再次推行變法。

前後兩次變法，主旨上並無太大差異。第一次變法時頒佈的“變法初令”的核心內容包括：

將民眾編為什伍，實施連坐；家中有兩個成年男性卻不分家者，雙倍徵收賦稅；按軍功的大小授爵；禁止私鬥；鼓勵耕種和紡織；制定明確的爵位和俸祿制度。

不少人認為，商鞅的這些變法措施打擊了秦國舊貴族勢力，為底層平民提供了一條上升的通道。

但其實商鞅的本意並不在此。這一套變法措施的核心目的，都是提升秦國對資源（包括人力與物力）的汲取能力。秦國致力於消滅國內的貴族。秦民存在的目的就是提供人力物力，給國家添磚加瓦。

按《商君書》（這本書未必是商鞅本人的著作）的說法，要讓百姓更好地為國家添磚加瓦，首要之務是消滅

“六蝨”

，具體是指六種危害國家的東西：

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

。這些東西在今人眼中屬於最基本的人類文明，但在商鞅眼中，卻構成了對國家強盛的威脅。

商鞅的強國邏輯大體就是：

國家貧窮，多搞擴張戰爭是有益的，既可以損害敵國的利益，也可以保證本國沒有“六蝨”，國家必強；反之，國家富足，卻不對外擴張，百姓生活安逸了，就會追求詩書禮樂，就會講究孝悌、誠信，就會倡導仁義，反對戰爭，國家必弱。

《商君書》還強調了國家很有必要推行告密制度，讓百姓互相監視。其原因在於

“

王者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奸，則細過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

”

大意是：統治者必須在百姓違法之前，提前實施刑罰，如此才不會出現“大邪”；統治者必須賞賜告密的百姓，如此才不會忽略“細過”。統治百姓，能夠做到“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國家就會強盛。

影視劇中的商鞅

在中國歷史上，商鞅變法是第一次將“告密”納入國家制度，也是第一次將“事前懲罰”制度付諸實施的變法。

這種體制化的告密之風與秦國的興亡相始終，直到漢文帝時代才得以改變。據《漢書·刑法志》記載，漢文帝與眾臣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以寬厚為務，以告密為恥，上行下效數十年，才使社會上的告密風氣得到糾正。

商鞅的變法思想裡還有一條叫作“國富而貧治”，即：

“

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

”

大體意思是：百姓貧窮，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力富）；富有之後，就會放縱、貪圖安逸（淫），然後國家有“蝨”，就不能強盛。所以，百姓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讓他們拿出糧食來頂替外出服役。他們重新陷入貧窮，就不會怠惰，“六蝨”就不會產生。所以，讓國家富有，使百姓保持貧窮的政策，可以讓國家強上加強。

也就是說，商鞅主張將百姓的生活水準控制在最低限度的溫飽線上。

將國家與百姓對立起來，強調國家的富強必須建立在百姓的愚昧與貧窮之上，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理論。百姓越弱、越愚昧，國家就越強、越穩定，這是商鞅變法的核心邏輯。

至於如何引導百姓保持“愚弱”，商鞅也做了一番深入思考。他給出的答案是：

不要在戰功與農耕的收成之外，以任何理由賜予官爵，尤其不可讓百姓有機會透過知識來提升階層。久而久之，百姓就會很自然地鄙視學問、專心務農。百姓不重視學問，就會愚昧。百姓愚昧，就不會與外界有過多的思想交流。沒有過多的思想交流，百姓就會一心務農。百姓一心務農，國家就會強盛。

為了徹底貫徹“民愚則易治”的理念，商鞅在變法過程中的一些做法相當極端。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當百姓反對變法時，商鞅曾把他們抓起來坐牢，甚至砍頭；百姓轉變立場，稱讚變法，又被商鞅抓起來流放邊關。反對不可以，歌頌也不可以，目的是造成一種“民莫敢議令”的氛圍。百姓不能議論，就會減少思考。上揚的目的就是要讓百姓只需要遵守變法推行的政策，不需要思考政策的好壞。

商鞅的變法措施在現代人看來確實極端且“匪夷所思”，而就連同時代的上層人士中，也有不少反對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駟繼位，是為秦惠文王。商鞅失去了保護傘，命運結局必定兇險。

對此，商鞅本人是有預感的。他的變法幫助秦孝公極大地提升了秦國的資源（人力與物力）汲取能力，但這種提升是以打壓秦國的封建貴族為前提的。

如今，新君即位，首要之務不在汲取資源，而在君位的鞏固。君位的鞏固需要獲得國內政治力量足夠的支援，其中自然也包括勢力仍盛的封建貴族。而取悅封建貴族、獲取他們支援的最佳辦法就是誅殺商鞅。

為了保全性命，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自請隱退，迴歸封地，希望利用封地的武裝保護自己。與此同時，他也積極聯絡魏國權臣，欲以秦國的利益為籌碼換取魏國的幫助。可惜，魏國對商鞅提供的籌碼並無興趣。

最終，秦軍攻入商地，“滅商君之家”，商鞅被殺，他的屍體被帶回秦都咸陽，公開車裂。

儘管商鞅死了，但他的強國之道卻儲存了下來，之後的歷代秦國君王，其實都在奉行這商鞅留下的那套治國治民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