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米爾納寫作的近乎恆定的背景，在《

永恆的日出》

的開篇，當她告訴讀者《

休閒實驗

》“在1940年對倫敦的突襲中絕版”時，戰爭的存在感就顯現出來了。米爾納已經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她的日記證明了她受到戰時民族主義的影響，以及多年來民族主義如何繼續困擾著她。在1927年的一次舞會上，她描述了自己在幸福中感到一種不適感：“一想到在戰爭中喪生的人，她就感到不安，沒有驕傲的光芒，而是幾乎是熾熱的羞恥和仇恨”。

這場戰爭繼續困擾著她——《

永恆的日出》中

反覆出現的畫面之一是加里波利的死者，米爾納將其與中間有一隻“尖刺的黑海膽”的感覺聯絡起來（直到我看了一張

安提拉魯姆王冠

的照片，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多麼痛苦的影象）。

為了寫

《休閒實驗》，

米爾納在西班牙度過了一段時間，“實際上是在選舉導致內戰時在那裡寫作”。海倫·泰森（Helen Tyson）在本期刊上的文章描述了米爾納對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訊息感到多麼心煩意亂（她在日記中用所有首都寫道“阿比西尼亞人的大屠殺”）。

米爾納的傳記作者艾瑪·萊特利（Emma Letley）告訴我們，米爾納的精神分析訓練是在戰時進行的——她的資格論文是在“嗡嗡炸彈”發生時交付的，她不得不停止對梅蘭妮·克萊因的監督，因為她曾經“在 V2 墜落時踩踏板到梅蘭妮身邊”，但這變得“太難了”。

在對倫敦的空襲中，米爾納的病人蘇珊特別害怕。戰爭對蘇珊的影響提供了一個形象，說明獨處的能力會受到多大的利害關係。自從接受電痙攣治療以來，蘇珊失去了自己和世界之間的區別，她覺得“除了她，炸彈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落在她身上，因為一切都是她的”。

當米爾納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宣佈時，她“立即開始了第四本書”，我們可以將“直接”理解為表明她多麼依賴她的寫作來為戰時環境提供解毒劑。

讓我們回到米爾納筆下物體的奇特滲透性。“戰爭目前的作用是這個和那個之間的膜變薄了”——這句話來自

《一天的炎熱》，

這是羅斯關於鮑文和巴茨的文章的題詞之一。這是米爾納，在

《無法繪畫》

中寫道：

事實上，在繪畫中，人們可能不想關心那些當觀察的眼睛棲息在素描凳子上時引入的分離和分離的事實，以及隨之而來的單一視點和固定的視線水平和消失的水平線的所有事實。似乎人們可能想要與物體建立某種關係，在這些物體中，人們與它們的關係比這更混合。

米爾納的寫作形式，以及與物體的混合關係，可能是她作品中對戰爭的迴應和對戰爭影響的引導的地方之一。這是對戰爭後果——流離失所、漏洞、不確定性——的迴應，為了開放性的利益，它試圖保留一些動搖確定性、提出問題的方式。

在米爾納尋找和書寫的孤獨中，我們也可以讀到對戰時意識形態的三重拒絕。首先，米爾納對人群的懷疑和她走向孤獨的運動受到過去和未來戰爭的影響。人群、群體或群眾是她進行自我探索專案的實體。在一個典型的例子中，她寫道，她渴望“透過直接看到超越慣例和虛偽——以及群體的聲音來接近事物的真相，這些聲音阻礙了生活”。

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也對“羊群之聲”表示關注，他的

《隨筆

》為《

自己的一生》

中的許多章節提供了題詞。蒙田的文章《論孤獨》雖然沒有被米爾納引用，但也在人群和個人之間建立了對立：“傳染在人群中特別危險。你要麼憎恨惡人，要麼模仿他們。像他們一樣成長是危險的，因為他們很多，或者因為他們不同而厭惡他們中的許多人。

米爾納與蒙田一致認為，孤獨並不是將個人從群體中移除的簡單問題。蒙田寫道，即使脫離了社會，心靈內部也可能帶有使孤獨變得不可能的從屬關係和野心：“透過擺脫宮廷和市場，我們並不能擺脫我們生活中的主要折磨”。

蒙田所寫的傳染在米爾納寫作時有一個特殊的轉折點——人群可以是民族主義者，甚至是法西斯主義者。正是因為她能看到自己捲入了人群可以認可的黑暗享受中，米爾納才對他們如此警惕。她寫了至少兩個例子——一場體育賽事（“40000 名男子唱著”上帝保佑國王“），目睹受傷後，她與鄰居分享了”想到脖子骨折的可怕興奮“。

然後是西班牙的鬥牛，在《

休閒實驗》

中有所描述，米爾納可能最急於調查自己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潛在敏感性。正是在這種人群的背景下，米爾納賦予孤獨在她的寫作中具有獨特的意義。

米爾納的“信條”在意識形態上等同於人群，而

《永恆的日出》

哀嘆信條的有害影響，“它們如何成為如此野蠻的藉口和藉口”。對米爾納來說，野蠻在於心靈的發生：“讓人們分享自己的信仰的野蠻，那肯定是因為如果有人有不同的信仰，就會威脅到一個人確定性的絕對性”。

太多的信仰有些殺人：“堅持認為你的陳述是絕對的——然後殺死不同意的人，假裝是為了拯救他們的靈魂，但真的是為了加強你自己的信仰”。

米爾納在這裡討論的是基督教，但她將她的批評擴充套件到英國奴隸販子（“他們向基督教上帝祈禱，同時從非洲隔著大西洋運送奴隸，其中許多人已經死亡”）和英國君主制（“我們的女王下令在我自己的肯特村莊燒死三個人，因為她不相信她那樣”）。對米爾納來說，她所謂的信條所代表的心理狀態是致命的，導致了“希特勒式的確定性”。

米爾納想知道嘲笑自己是否為信條和確定性的致命影響提供瞭解毒劑，他提出了一個問題：“獨裁者可以嘲笑自己嗎？在書的結尾，她寫到她最喜歡的小丑——巴斯特·基頓、查理·卓別林、哈波·馬克思等——寫道，“一個人的無能被如此映象”是一種解脫。

也許毫不奇怪，在米爾納的敘述中，孤獨與一種不知道的狀態是一致的，在這種狀態中，信仰被懷疑所緩和，一個人的伴侶是一個身體——無能，也許是衰老，至少是神秘的。這裡拒絕了戰爭試圖透過意識形態和宣傳對思想以及身體做什麼，在戰鬥或戰爭中被武器化。

除了拒絕人群和信仰之外，米爾納的孤獨還在於它對他人的開放性，對一種他人可能說話的空間的渴望。我認為，這是一種在群體認同或認同共同意識形態的框架之外建立聯絡或相遇的方式，這也是對抗源自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理想的意識形態的一種方式。

對於米爾納來說，孤獨的另一個不是一個固定的或已知的實體，它位於她的內部和外部：“事實上，我總是一對”。米爾納的“我永遠是一對夫婦”讓人想起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

《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中對孤獨的描述（借鑑了埃皮克泰圖斯）：

孤獨的人（Eremos）發現自己被其他人包圍，他無法與他們建立聯絡或暴露在敵意之下。相反，孤獨的人是孤獨的，因此“可以與自己在一起”，因為男人有能力“與自己交談”。換句話說，在孤獨中，我和我自己一起“獨自一人”，因此是二合一的，而在孤獨中，我實際上是一體的，被所有人拋棄。所有的思考，嚴格來說，都是在孤獨中完成的，是我和自己的對話；但是，這種二合一的對話並沒有與我的同胞的世界失去聯絡，因為他們代表了我與之進行思想對話的自我。

儘管他們是非常不同的思想家，但米爾納和阿倫特對孤獨的思考之間存在對應關係。伴隨米爾納孤獨的內在存在與“二合一”共享某種東西，即“與我自己在一起”的存在，它也與同胞的世界接觸。我們只需要在這裡回顧一下米爾納孤獨的軌跡——從大眾中退縮到一種孤獨中，從而能夠與世界建立某種形式的聯絡。米爾納對無意識概念的堅持當然影響了她對內部對話的看法，或者說它不存在。然而，令人驚訝的是，阿倫特和米爾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都轉向了孤獨的想法。

在

《極權主義的起源》

一書中，阿倫特區分了孤立和孤獨。阿倫特在談到孤立時寫道：“人與人之間的政治聯絡被切斷了”，“人類的行動和權力能力受到挫敗”。孤獨包括一種“被所有人類陪伴遺棄”的感覺。孤立的人仍然可以使用工作領域，事實上，在“製造”（

poiesis

）中，有必要“與共同關注隔離”。

阿倫特在孤獨和極權主義之間劃了一條線，她認為孤獨是一種容易受到恐怖和意識形態影響的國家。如上所述，孤獨不同於孤立和孤獨，儘管阿倫特也描述了這些狀態可以相互轉化的條件。如果“孤獨的人找到自己並開始孤獨的思考對話”，孤獨就會變成孤獨。

考慮到阿倫特的作品，閱讀米爾納與孤獨有關的專案的一種方式是將她的寫作視為為讀者和她自己提供機會和詞彙，將孤獨轉化為孤獨。在她的自傳體作品中，米爾納引用了她自己的日記和評論，以及她的塗鴉畫、繪畫和拼貼畫——這些都是自我與自我的對話，提供給讀者，作為實驗的東西。

米爾納邀請她的讀者進行對話，不僅與她，而且與他們自己：“雖然我的發現可能是我自己的氣質和環境所特有的”

，她在《一個人的生活》

中寫道，“我認為我發現它的方法可能對其他人有用，甚至對那些對自己的發現可能與我相反的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