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間萬物莫不充滿矛盾，而矛盾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書法中的筆法、墨法以及章法等無不充滿矛盾的玄思。《祭侄文稿》作為魯公“三稿”之首，備受後人推崇。其中的藏露、疏密、疾澀、巧拙、潤燥和意法之間關係都體現了對立統一的規律。具體到書作而言，這些形形色色、大小各異的矛盾相互排斥、交織、融合、衝突，構成了《祭侄文稿》別樣的矛盾之美。

大書法家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問世，時人心摹手追，以期得其三昧。有唐以降，得許多大家盛譽，元書家鮮于樞在題跋時曾評此書為天下行書第二，此評為後世書家公認。文稿何以享譽千年且影響後世？正如東漢蔡邕所言“夫書肇與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式出矣”。另外，清人笪重光《書筏》亦言：“書為逆數。”《易》學中也有陰陽相剋即對立統一的思想體現。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和統一是矛盾的兩個根本屬性。書法藝術即是將許多矛盾著的方面恰當地統一在一起，《祭侄文稿》便把矛盾規律滲透到書法表現形式的諸多方面。

巧與拙：不計巧拙，一任自然

巧拙之別，老子“大巧若拙”論和傅山“寧拙毋巧”論最為典型。《老子》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傅山也說：“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一味講巧，可能因機巧而氣局狹小，格局不高；但一味講拙，則可能因無技巧而粗俗低下，拙劣不堪。究其實際，無論巧拙，都應保持本真，順應自然規律，以期抒情達意。

真正的巧與拙，本質上是一致的，可以相互轉化。初晤此書，實有滿紙狼藉，潦草雜生之錯覺。《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有塗抹字達30餘個。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第二行和第三行之間“叔銀青光祿大夫”處漏去“大”字；第十行“爾父竭誠”處連續塗改兩次；在原第十九行和第二十行之間加“比者再陷常山攜父”六個小字，單獨成行。正是由於在書寫的過程中，隨著魯公情緒的起伏變化，他不斷地塗改、脫字、加字，使文稿出現大量的墨塊、塗改、留白，處處都能表達書家當時憤怒、複雜而又糾結的心情。長歌當哭，血淚泣下，激情義憤之中，竟無心遣詞造句，更無著意於書寫。

但此書動靜相宜，剛柔相濟。行筆時疾時徐，時行時草，不衫不履，一任自然。塗改或新增處並無突兀之感，反有天成之妙。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1］。蔡邕《筆論》有云“為書之體，位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方得謂之書矣。”後代有人學寫此稿，故意將塗抹處、漏加處原樣模仿，謂之忠於原貼。殊不知摹形不易，寫意更難！顏公乃積學大儒，此作巧中寓拙，拙中見雅可謂大巧若拙，契合宋人蘇軾“無意於佳乃佳耳”之言論。

宋人陳深在《停雲閣帖題記》有論：“此貼縱筆豪放，一瀉千里，時出遒勁，雜以流麗，或如篆籀，或如鐫刻，其妙結處，飴出天造，豈非當公注思為文而與字畫無意於工，而反極其工邪！”

俯與仰：俯仰之間，氣象萬千

蔡邕論書時曾曰：“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祭侄文稿》中的“文、楊、兇、史”等字採取疾澀用筆，深諳“使其藏鋒，畫乃沉著”之道理；第十七行“荼毒”二字取外拓筆勢，筆法圓轉，力透紙背；還有“顏、文”等字，體現篆籀筆法的醇厚古樸。

顏真卿一改秀逸嫵媚的時下書風，創以逆鋒落筆、中鋒取勢加之草書使轉的“屋漏痕”的書寫風格，這種筆法，既使筆畫連綿不絕、一洩千里，能在電光石火之間真切傳達出魯公彼時的家仇國恨。字裡行間縱橫開闔，俯仰變化極大，又能表達顏真卿瞬間的情緒波動。由於作品處處表現出篆籀古法的風骨遺韻，方能體現顏書沉雄痛快、頓挫縱橫的渾勁之氣。其頓，沉著有力；其起，乾淨利落，表現出超出常人的果斷和自信。

由於情緒使然，顏公禿筆麻紙，草稿率性，每次數行，墨盡方蘸，一任筆墨由溼到幹，由潤到燥。渴筆隨意塗抹和作者肝腸寸斷的悲憤之情合二為一。縱觀全書墨色，疾中帶溼，枯中帶潤，真是“潤含春雨，乾裂秋風”。尤是最後“嗚呼哀哉，尚饗”處，墨淡而筆幹，神完氣足，一片渾莽，悲壯之氣噴湧而出。王羲之也曾論書曰“書貴在有偃有仰，有倚有側有斜，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此稿結密無間，參差錯落；疏可走馬，密不透風；濃淡相宜，深淺自如，讓人歎為觀止，不愧為“天下第二行書”！

法與意：法隨意遠，意由心生

書法既要效法古人，規矩方圓，又要逸筆草草，達情適意。然法無定法為上，意不刻意而高。清人馮班《鈍吟書要》雲：“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法。”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以及元明尚態為世人所共識。

馮班還認為：“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這些都說明，法與意在書法中辯證統一的關係。有時意在筆先、情動形言。有時筆先意後、法決定情。各個歷史時期書風往往是一種為主，多種並存。

清人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論述：“能移人情，乃為書之至極。”清人劉熙載《書概》中亦有類似論述：“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安祿山叛亂後，大唐頹勢已積重難返。叛軍節節逼近，顏杲卿父子誓死抵抗，拳拳報國之心，奈何“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取義成仁。顏真卿聞此噩耗，悲不自勝，奮筆疾書。兄弟叔侄之誼，國破家亡之恨化為悲憤，一氣呵成，躍然於紙上。由於書寫過程中情感一以貫之，並層層疊加，書寫也由行入草，最後到達情感的最強音，給人以開闔動盪、激越跳淖、撼人心魄之感。這也是此稿區別其他書作關鍵之處。

清人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論述：“能移人情，乃為書之至極。”清人劉熙載《書概》中亦有類似論述：“筆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為本。”安祿山叛亂後，大唐頹勢已積重難返。叛軍節節逼近，顏杲卿父子誓死抵抗，拳拳報國之心，奈何“父陷子死，巢傾卵覆”，取義成仁。顏真卿聞此噩耗，悲不自勝，奮筆疾書。兄弟叔侄之誼，國破家亡之恨化為悲憤，一氣呵成，躍然於紙上。由於書寫過程中情感一以貫之，並層層疊加，書寫也由行入草，最後到達情感的最強音，給人以開闔動盪、激越跳淖、撼人心魄之感。這也是此稿區別其他書作關鍵之處。

“書者，心畫也”，書法作為心理活動的物化結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書家的氣質、秉性、襟懷和性情。人格的涵養和境界的提升歷來為儒家所重視，顏真卿的書法，蘊含了飽滿的情感力量和人格力量，在渾穆遒厚的點畫，雍容開闊的結體中，浸透了深厚的儒家精神［2］。

魯公作為士大夫文人，深受儒家修齊治平之影響，在知其不可而為之時，必須發揮其“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即是以悲歌慷慨之意氣書寫可歌可泣之書家情懷。難能可貴的是，在如此大悲之情的書寫中，依然有森嚴的法度和磊落、豁達之氣，並未因過度悲憤而筆意未逮。這既是魯公作為大書家深厚的根基使然，也是歷代傑出書家善於融情感與法度於一冶，心手相合的體現。同時，唐人尚法，並不違書意的恰當傳達。在法與意相輔相成的關係體現上，魯公的《祭侄文稿》無疑是不容忽視經典和範本之作。

文徵明在一篇《跋》文中寫到：“元章獨稱《座位帖》，蓋嘗屢見，而《祭侄》則聞而未睹，今《寶章錄》可考，宜其並稱《座位》而不及此也。”清人王頊齡也在他的一篇《跋》文中有此論述：“魯公忠義光日月。書法冠唐賢。片紙隻字，是為傳世之寶。”

當代著名學者、藝術評論家陳傳席先生則從格調高古、散淡至極、蒼秀並存、用筆乾溼濃淡和疾徐緩急變化大、大氣磅礴以及氣勢開張等方面認為《祭侄文稿》藝術成就較高，可媲美甚至超越於《蘭亭序》。

雖為一家之言，但立論深刻、見解獨到、論述深入，“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在書法圈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共鳴和影響。方圓殊趣，工力悉敵。就整個書法影響力而言，能與王羲之並駕齊驅者唯有顏真卿一人確為不爭的事實。

結語

《祭侄文稿》為魯公血淚之作，千百年來，人們被其忠義剛烈之氣和雄渾悲壯之韻所震撼與深深打動。而其中潛含的矛盾關係則是構成這篇千古名作的不可缺少的要素。當然，其中的對立統一關係遠不止小文分析所能盡述。但我們可以透過矛盾為線索，無疑是開啟通往顏氏行書乃至傳統書法的要津，同時對於書法的認知、理解和鑑賞也不無意義。

註釋：

［1］司空圖．二十四詩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39．

［2］崔樹強．氣的思想與中國書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78．

參考文獻：

［1］斯舜威．書法矛盾之美［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

［2］卞雲和．書法哲學［M］．哈爾濱：哈爾濱人民出版社，2007．

［3］熊秉明．中國書法理論體系［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

［4］司空圖．二十四詩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5］崔樹強．氣的思想與中國書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