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引：歷史上的各個帝國統治者認為農的地位僅次於士，商的地位排在最末，但是每個帝國都有無數的農民起義發生，商人卻從不造反。

“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這句話出自《管子·小匡》，翻譯成白話文意思是士農工商四個職業是國家的柱石。

管仲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個霸主，名垂青史，論知名度管仲不在齊桓公之下，後世尊稱管仲為管子，要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士能被後人稱為“子”的幾乎都是聖賢之列。

▲ 管仲被後世尊稱為名相典範，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唐初名相房玄齡等人都是管仲的粉絲。

管仲的治世理念對後世影響很大，其經典計程車農工商之論可以說影響了中國幾千年。古代王朝更迭頻繁，但是不變的除了儒家思想還有就是這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

往往有時候人們會把注意力放在儒家思想上卻忽視了“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安排，相比於只有文士階層掌握的儒學，“士農工商”的社會秩序距離大眾更近。

史學家的普遍觀點是“士農工商”階層排序極大地限制了古代社會的生產力和生命力，最終近代歐洲誕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但是我們卻在封建牢籠中沉淪，以致於迎來了百年黑暗的近代史。

但是如果深入“士農工商”社會秩序會發現，除了萬年不變的“士”以外，“農”的地位沒有那麼高，“商”的地位也沒有那麼低。真正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士”而非農商階層。

▲ 近代歐洲的崛起是重商主義的勝利，以海上馬車伕荷蘭為例，因為貿易的需要荷蘭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銀行，那是1609年。

管仲的“四民分業，士農工商”其實被後世誤讀了，管仲本身是商人出身，早年間管仲與好友鮑叔牙一起創業，結果管仲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後來管仲和鮑叔牙一起參軍，沒想到管仲做生意不行，打仗也是腳底抹油，每每都逃得飛快，這算是管仲為數不多的黑歷史了。

不過這不妨礙管仲的偉大，他之所以能夠得出“四民分業，士農工商”的治國理念，其實都源自於其早年間經歷的重重磨礪。

管仲的“四民分業，士農工商”大體內容精煉出來可以分為以下幾點：

一，使職業世襲化，將士、農、工、商固定在各自的領域，讓他們的後人繼續承襲先輩們的職業。

二，將同樣的職業者匯聚到一起，這樣可以互相交流經驗，同時能夠保障資訊的互通有無，從而提升效率。

三，管仲首次將工商提升到了和士農並列的位置上，這是開創性的改革，管仲高度重視工商業對於國家社會帶來的推動作用。

▲ 管仲的”四民分業“本質上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透過固化各個階級達到維護上層利益的目的，但是管仲的思想確實大大提升了商人的地位。

應該說世襲制下的專業分工確實全方位提升了齊國的經濟水平，這種提升影響了後世幾百年的時間，即使是到了戰國後期公認的幾大諸侯國中楚國最大，齊國最富，秦國最強。

伴隨著時代的發展，管仲的“四民分業”已經廣為人所接受，久而久之成為中國古代約定俗成的社會秩序結構。

這種社會秩序結構的作用是巨大的，中國古代文明能夠長時間領先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種社會分工，事實上管仲的社會分工思想領先了歐洲上千年之久。

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四民分業，士農工商”也不例外，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士農工商不再是單純的社會結構而是演化為社會身份，普遍認為秦帝國之後，單純的“四民分業”其實就已經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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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得取庸，則大夫家長不建繕，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無所於食，是必農”這是商鞅變法中的一個規定，翻譯為白話就是不許士大夫修繕房地，這樣的話人們就沒有辦法透過做工人賺錢，他們就可以去做農民了。

商鞅透過重農抑商的思想推動秦國改革，最終幫助秦國橫掃六國一統天下，雖然秦帝國因為暴政在短時間內迅速滅亡，但是後世無不繼承了重農抑商的思想。

重農抑商毫無疑問是一個非常有問題的做法，農業是國之根本，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為了農業而放棄手工業、商業、娛樂，本質上是將農業的影響人為放大，擠佔了原本應該和諧共存的其他行業的空間。

久而久之這個社會必然會僵化會窒息，秦國前期可以利用這種做法快速提升國力，但是這其實只是一針強心針而已。秦帝國末期的重農抑商已經搞得各個階層怨聲載道，否則根本無法解釋為何秦末起義會一呼百應。

陳勝、吳廣起義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雖然有一些說法是陳勝吳廣是破落貴族，不能算農民，即使陳勝吳廣祖上確實不是農民那麼簡單，但是秦二世對於農民階層的橫徵暴斂是起義爆發的關鍵原因。

▲ 大澤鄉起義的原因是以農民為代表的底層人員被秦帝國剝削到了極限，絕望的平民只能選擇起義。

自陳勝吳廣之後，歷史上各大帝國的農民起義就如同家常便飯。能夠數得上的如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起義，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等等。

至於歷史上所謂的各個盛世時期，農民起義也沒有斷過。尤其是在所謂的盛世後期，起義如同火山爆發一樣噴湧而出，非常典型的就是1796年的白蓮教起義。

歷史認定的白蓮教起義是從1796年 - 1804年，也就是嘉慶元年到嘉慶九年，不過深入歷史能夠發現，白蓮教起義的發源早在乾隆年間就已經開始了。

公元1775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年，白蓮教就已經在河南起事，結果失敗，最終起義帶頭人劉松、劉之協等人被迫逃竄到四川、陝西、湖北等地繼續傳教。

乾隆末期已經注意到白蓮教尾大不掉，於是開始大力搜捕白蓮教頭目，但是清廷的腐敗統治早就已經形成了官逼民反之勢，白蓮教在川楚地區受到了廣泛的支援。

▲ 白蓮教起義是乾隆盛世錦繡其外，敗絮其內的總爆發，也將所謂的盛世華麗的外衣扒了下來。

1796年白蓮教起義正式爆發，那一年乾隆帝退位但依然以太上皇之尊實際掌握政權，起義迅速蔓延至整個大西南。

具體的過程有興趣的讀者朋友可以去查一查那段歷史，這裡淮河雨就不再贅述。雖然白蓮教起義最終在1804年被徹底壓滅，但是從公元1801年開始，白蓮教殘部只能在川陝邊界戰鬥，大勢已去。

白蓮教起義給清廷帶來的打擊是空前的，大清帝國前後花費了兩億多兩白銀，相當於清帝國四年左右的國庫收入，要不是嘉慶帝殺了和珅抄家，一下子搜刮了超過8億兩白銀（也有說法是11億兩白銀），不然大清國庫將為之一空。

白蓮教起義發生的原因從不同角度分析有不同的原因，其中有一個原因不得不提就是乾隆帝時期清帝國的土地兼併已經非常嚴重。

乾隆帝后期，貪瀆成風，各種社會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併土地，貪官汙吏橫行。相傳乾隆帝的寵臣和珅佔有土地80 - 100萬畝，算是清朝土地兼併的一個典型。

▲ 王剛老師飾演的和珅形象深入人心，和珅是古代貪官的集大成者，是站在幾乎所有貪官之上的殿堂級人物。

古代經濟結構單一，土地是農民的根，但是土地也是財富的最重要象徵之一。看過古裝影視劇的朋友應該對於一個劇情不陌生。

某位大臣或者將軍立下大功，皇帝龍顏大悅，賞賜黃金千兩，良田百頃等等。每當看到這個劇情的時候，淮河雨都在想，賞賜那麼多良田，那豈不是有些人就沒有田了，因為田的數量就那麼多嘛！

學了歷史就發現，各個朝代都是有公田和私田的，通常朝廷的賞賜是從公田裡撥出土地，但是時間久了，公田數量沒有那麼多了。於是帝國統治階層們無一例外將手伸向了私田，他們一條法令就可以改變私田的屬性。

想到這裡淮河雨對封建帝國中後期計程車農工商產生了一個疑問，這個“農”的地位這麼高，除了古代農業的重要性以外，其實拔高“農”地位的可能並不是農民，而是那些擁有最多土地的人。

▲ 古代皇帝就是全國最大的地主，“士”是皇帝統御天下的雙手，“農”是皇帝財富的最大象徵，“士”與“農”的地位自然很高。

這裡其實就產生了一個悖論，那就是“農”的地位高和“農”的地位不高，前者高是土地的地位高，第二個地位不高是農民地位不高。

而所謂商人位居末尾也是一個悖論，因為邏輯上根本就不通，土地是財富的象徵，商人也是貢獻財富的最主要群體之一，既然如此商人排在最後其實不符合封建社會對於財富追求的目的。

兩漢時期為了壓制商業發展，曾對商人的穿著、出行、後人考取功名等方面都做了嚴苛的限制。後世的限制雖然鬆動，但是基本維持了重農抑商的思想。

每一個帝國剛剛起步階段大都可以做到廣收人才，但是帝國進入穩定期甚至僵化期後，讀書考功名成為朝廷收羅人才的主要辦法，而讀書這條路的花銷十分巨大，已經不是“農”這個階層甚至不是“工”這個階層能夠負擔起的。

而帝國高層又將土地視為自己最重要的財富之一，這就意味著掌握更多的土地成為權貴階層共同的目標。在多種作用力下，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農”和“工”這兩個階層的生存空間和向上渠道完全被堵死。

當平衡在某一個時間點被打破之後，農民起義隨即爆發，新一輪的社會秩序開始洗牌，洗牌成功後又開始了新的輪迴。

這裡不得不提一句，洗牌成功後大量原本屬於“農”和“工”的階層進入“士”的行列，甚至世襲權貴行列，這就是“士農工商”結構最大的問題，如果這個結構是合理的，為什麼處於社會身份結構中上的“農”階層要起義呢？

▲ 土地是財富的最大象徵之一，但是農民又不真正掌握土地，說明農民的地位不可能高，歷朝歷代皆是如此，所以士農工商的排序其實是一個荒誕的笑話。

一個帝國的前期需要依靠農業來收集財富，到了中後期必然要靠商業來維持財富的汲取，這是幾乎所有封建帝國都必然要走的一條道路。

以明朝為例，朱元璋建立明帝國之後，給朱氏皇族劃撥了大量的土地和財富，初期問題還沒有顯現，但是當朱氏皇族人數越來越多，多到明朝末年已經高達40 - 50萬人，他們佔據了數量極為巨大的土地。

有傳言明朝末年福王擁有百萬頃土地，淮河雨以為這實在誇張，但實際數量絕對也不會少到哪裡去。土地高度兼併，極大地壓迫了農民的生存，所以明末農民起義不斷。

明朝中葉有識之士就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出現了張居正改革，只是這種改革必然要失敗，因為任何改革都很難動搖根本的封建秩序。

當農民喪失了土地之後，土地所附帶的價值越來越低，統治階層必然要轉向能夠提供鉅額財富的領域，那就是商業。

而古代經濟結構本就非常單一，所謂的“商”帶著濃厚農業屬性，包括“工”也不例外，“商”的財富來源很難剝離“農”和“工”，於是就出現了“士”與“商”聯合剝削“工”和“農”的局面。

▲ 明清中後期商業都十分發達，著名的徽商、晉商就是在明清時期開始崛起並最終名揚四海，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前面我們提到，在管仲的理念中，“士農工商”屬於四民分業，彼此之間並沒有明確的身份差距（雖然在現實中並不可能），到了後期“士農工商”已經演化為身份的標識，是封建社會秩序結構最重要的表現之一。

這四個階層除了士是代表著權力，非常特殊外，其餘三個階層的劃分是以財富來決定的，所謂自古錢權不分家，統治階層對於階層的分檔也一定和財富深度繫結。

當“商”貢獻財富的能力超越“農”時，原本“士農工商”的社會身份架構將會受到巨大的衝擊。

商鞅變法雖然是愚民為主要思想，但是其對商業的認定也頗有意思，商鞅之所以打擊商業，是因為他認為從商的人很少，但是卻能聚集很多財富，這對於社會結構來說顯然是不合理的。

所以為了防止社會財富的高度聚集，商鞅的做法是重農抑商，只是這條路後來走偏了，秦帝國的統治者們在抑商的同時也採取了疲民的策略，最終群起而攻之，秦帝國迅速滅亡。

▲ 封建專制的劣根性在於，重農抑商只是一個藉口一個由頭，為了自己的權力和利益，任何階層的利益都可以犧牲，這決定了封建統治者們永遠不會真正的遵循“士農工商”。

結語：封建帝國既要用“士農工商”的社會結構來“穩定”數量最為龐大的“農”階層，又高度依賴“商”的賦稅貢獻，這種堪稱人格分裂的做法和行為讓帝國進入輪迴成為必然。

當一個帝國的統治階層無法解決“士農工商”的社會身份秩序穩定，實際想要的又已經超出了“士農工商”社會結構能夠提供的財富時，那麼不穩定就產生了。

淮河雨的觀點是“士農工商”有點既要又要的意思在裡面。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