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來旺

（這是今天在第四屆華僑大學“文明交流與公共外交論壇”上的發言）

感謝華僑大學副校長林宏宇教授的邀請，很高興出席今天的“第四屆華僑大學文明交流與公共外交論壇”，就新時代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議題談一些個人的幾點看法。

一、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的互通性及其表現

1、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之間本質上具有互通性。

一般意義上，國際傳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與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是兩個議題，屬於兩個不同的領域，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之間不僅相互關聯度非常密切，而且二者之間本質上具有互通性，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或者說在特定條件下，二者具有一體兩面的特徵。

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一起組成國家的整體外交。公共外交作為一種新的外交方式已成為政府間外交行為的重要補充。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對公共外交作用和影響的重視程度與日俱增。中國特色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講好中國今天多彩鮮活的故事，向世界上其他國家民眾展現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公共外交在國際交往場合無處不在，具有廣闊的舞臺。正是由於“公共外交”是一種面對外國公眾、以文化傳播為主要方式、說明本國國情和本國政策為主要內容的國際活動，因此其與國際傳播的互通性非常明顯。

廣義的國際傳播包括所有的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外交往來行為，例如首腦互訪、雙邊會談、地區間峰會以及其他相關事務。狹義的國際傳播是指透過大眾傳播媒體所進行的國與國之間的國際資訊傳播。

從概念上來看，傳統意義上的廣義國際傳播屬於外交領域的範疇，這裡暫不討論，而傳統上屬於公共外交領域的狹義國際傳播概念又不全面。在我看來，影響國際輿論環境的因素很多，既然公共外交的手段呈現多元化，涉及公共外交範圍與領域的國際傳播也是相當廣泛的，也有更多的途徑與方式，也是需要諸多領域有所作為的。

2、無論是公共外交還是國際傳播，都涉及到如下幾個重要方面與領域。

首先是專注於國際報道與國際傳播的媒體。

我作為資深人民日報駐外記者，幾年前曾應邀在高校新聞與傳播學院做過題目為“新形勢下的國際報道與國際傳播”的報告，主要從國家戰略規劃與政治需求、媒體行業機構的策略調整與應對、個人駐外記者工作體會三個方面來解析新形勢下的國際報道與國際傳播。從四個角度講解“新形勢”中“新”的含義，包括“中國國際地位新變化、一帶一路新倡議、媒體技術新發展、國際報道新使命”。

在我看來，人民日報透過報道與活動“兩條腿走路”；傳統媒體與新型媒媒介協同合作；國內資源與國際資源充分利用，實現了報網融合，構建高質量高效率的全媒體運營中心，較好完成了新媒體技術挑戰下的自身調整與應對。

在我與大家分享自己多年駐外記者的切身體會時認為，國家情懷和民族自豪感對於駐外記者來說永遠是最重要的，這是我們的精神脊柱，力量根源。除了專業新聞素養，駐外記者還要有國際視野，寬廣的知識面，瞭解當地國情民俗，服務於國家內外政策，切忌傳播虛假新聞等。

其次是學術界尤其是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交流。

這裡首當其衝的是國際問題研究，應該說這無疑突出了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科國際政治傳播課題的重要地位。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國家號召的建立自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三大體系建設，包括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構建，意義重大，話語體系建設首先是出於我們自身需要，同時也要考慮到世界影響。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涉及到國際問題研究與學科建設的國際傳播功能問題，隨著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都需要多學科的協同努力，特別是來自國際問題研究學者的理論貢獻。

這裡有個小插曲可以分享。前幾天的11月8月至16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曾成功組織一個高階訪美代表團，據說此次在美國期間出現一個新的現象，美方現在把和中國之間的互動稱作communication，作為代表團成員之一的吳心伯教授認為，這是美方把雙方的互動稱為communication即“溝通”，而在過去，他們會把這種互動稱為加強接觸“engagement”或者對話“dialogue”，但是現在，後兩個詞都變成了華盛頓的“壞詞”。這裡需要注意的是communication這個詞的功能，我們既可以稱之為“溝通”，也可以稱之為“傳播”，所謂“國際傳播”一詞的英文就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這個詞的功能及其涵義是值得我們深挖的。

第三是其他領域的傳播與人文交流。

人文交流扮演著中國外交重要支柱，涉及到多個領域。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幷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二、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面臨的新形勢包括來自外部與自身兩大挑戰。

1、從外部來說，中國的外交環境日趨複雜。跨文化背景下，中國故事的國際接受與傳統文化敘述實際效果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

應該看到，在全球範圍中國的國際報道話語權仍不夠充分，這種狀態直接影響中國對外交往和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由於歷史原因，以英文國際媒體為代表的歐美主流媒體在國際輿論場上長期佔據主導地位，近來中國所面臨的外部輿論壓力也因此增加。

近年來，美國政府對中國媒體駐美機構和人員的正常新聞報道活動無端設限，無理刁難，不斷升級對中國媒體的歧視和政治打壓，從本質上看，這顯然是把正常的新聞報道和媒體合作進行政治化、安全化操作，是美國全面對華競爭戰略的又一體現。

美國還一口氣終止多項美中交流計劃，關閉多所“孔子學院”。

就學術話語權較量來看，美西方的話語權在國際社會佔主導地位。中國的部分學者雖然也建立一些新的理論，但在國際上影響力還是有限的。

目前對美國的輿論戰，似乎主要以我們的外交官員的言論為主，我們外交官的言論能被西方媒體廣泛報道。媒體方面，雖然我們的主流媒體也會進行有力的反擊，但是西方的媒體大多不轉載或者不報道，在西方的民眾裡影響力有限，需要努力改進的地方很多。學術智庫方面的情況和媒體的情況大致相同。

2、從內部來說，我們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自身存在一些不適應的地方也很明顯。

我們的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有需要改進的地方。

在學界也存在有問題，尤其是不善於利用其國際政治傳播與公共外交功能的現象。無論是相互溝通還是國際傳播，在國際學術交流方面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客觀功能發揮得不盡如人意。

鑑於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科的特點，要想發揮好其自身固有的國際政治傳播與公共外交功能，離不開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問題，但是現實卻不令人樂觀。有重量級專家“不贊成中國特色自主知識體系的建立”，把建立中國特色自主學科體系與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完全對立起來。有學者似乎缺乏使命擔當與足夠的動力，更不用說主動發揮學科自身帶有的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使命了。

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意識不強、自信與動力不足的局面亟需改變。

三、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的新對策：我們自身的勇氣與動力更加重要

1、實現核心價值觀的國際表達，學界責無旁貸。

在加強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方面，學界責無旁貸。

我們的文化自信、學術話語體系構建，不能不考慮到國際上的世界影響，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實現我國核心價值觀的國際表達。專家學者既要搞學術研究，也要上媒體發聲，這是當今時代和當下中國的要求。二者相輔相成，研究是發聲的基礎和前提，發聲則是研究成果的一種運用和放大，而且透過相互交流和啟發，可以更好地促進研究。要更多地走出書齋，走向媒體，把中國文化、中國故事、中國精神、中國貢獻講出去。

實現核心價值觀的國際表達，學界責無旁貸。

2、亟需學術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三大體系”。

在強化最佳化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方面，中國思想界亟需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尤其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與長遠意義。我前幾天在11月24日的中國社會科學網剛剛發表了一篇長文，“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新探索”，有一些提法，這裡不重複了。

對建立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以及將來在國際上的世界認可度要充滿自信，體現學術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的中國特色“三大體系”，必將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推動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我們要加快以中國特色自主知識話語體系來助力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步伐，要以我為主，強化引領意識，發揮學術界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應有功能。

3、創新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新型機制，是未來著力努力的方向。

新形勢下，著力構建對外傳播理念與路徑的創新機制尤為迫切，要重構中華傳統文化國際化敘事的傳播機制。公共外交時代呼喚大量具備國際視野，擅長溝通與對話，通曉世界經濟、政治與多元化文化基本形態的新型專門人才。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新時代的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工作，要堅持走改革開放與和平發展道路，秉持新時代開放觀：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開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動力，是世界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工作是服務於中國式現代化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要把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工作做深做紮實，廣交、深交、多交、交好朋友，以不斷創新的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新型機制，為中國國際傳播與公共外交事業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