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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衝突與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滲潤—以五胡十六國忠德狀況為例

2022-12-29由 琦兒說歷史 發表于 歷史

我國自古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雖然在秦朝實現了統一,但並不能代表各個民族的方方面面都能趨向融合。因為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分歧早在奴隸制社會就已經出現了,從西周開始,就有了華夷之分,中原與少數民族在那時起也以兩種形式存在。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西周末年,春秋戰國時期的到來是少數民族與漢族的第一次交流,基於各方諸侯籠絡勢力的需要,對領地下轄的少數民族也進行了一定的統治和集中管理,但由於當時少數民族的勢力有限,很快便被諸侯王征服。

隨著中原地區統治者集權的不斷加強,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逐漸被忽略,這也意味著他們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久而久之,在能力上逐漸可以影響中原政權,而後便在五胡十六國時期爆發了巨大的民族衝突,當然,衝突的同時也有一定融合的性質。

其中在思想方面最為突出,在這一階段之內,儒家以“忠德”為代表的思想在這一階段不斷滲透。

民族衝突與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滲潤—以五胡十六國忠德狀況為例

一、時代混亂與民族衝突

1.短暫的統一走向分裂

漢朝是繼秦朝之後我國的第二個統一局面,雖然在建國初期出現了罕見的“大一統”局面,但後期的混亂遠比早年的秦朝更加嚴重。東漢末年,諸侯紛爭,群雄並立,各路人馬征戰幾十年之久,最終形成了三國鼎立的相對穩定局面。

這種局面最後被西晉的統一所結束,飽受戰亂襲擾的人們以為西晉的統治能夠帶來長久的和平,但偏偏事與願違,西晉朝廷在傳到第二代皇帝的時候就出現了問題。

由於晉惠帝的無能,導致大權被皇后賈南風完全掌控,各地的親王對後宮干政的情況非常不滿。很快,各懷心思的八位司馬氏族親王以“恢復朝綱”的名號在西晉朝內展開了一場長達十六年的大廝殺,這就是西晉歷史中的“八王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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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王位爭奪戰對西晉國力消耗非常嚴重,戰亂平息之後,國家甚至拿不出鎮守疆域的常備軍。再加上地方上人地矛盾的不斷激化,導致昔日的西晉王朝變成了一個虛弱的空殼子。

2.五胡亂華,亂世到來

由於此前西晉王朝忙於八王之亂,疏忽了對周邊少數民族的管理,導致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部落有間隙發展並迅速強大。

此時的邊疆資源已經難以滿足這些少數民族的生產需要,在看到中原西晉的衰落現狀之後,紛紛決定向中原進軍,擴張勢力,奪取資源。

這次五胡入中原的流程比他們想象的要更加迅速,西晉面對少數民族的蠶食根本沒有任何還手的能力,甚至被一支內遷的匈奴軍隊滅亡,堪稱中原正統王朝的恥辱。

民族衝突與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滲潤—以五胡十六國忠德狀況為例

隨著多個少數民族陸續進入中原,識時務的晉朝貴族不得不向南方移動,司馬睿直接在建康依靠門閥勢力重建晉朝,將廣大的北方地區讓給了少數民族。

不過當時內遷的少數民族眾多,並且勢力各不相同,並不具備統一北方的條件,所以北方的很快掀起了圈地奪權的狂潮,各個少數民族先後建立起了十六個政權國家,這便是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出現。

3.現狀與漢文化滲透原因

無論是五胡亂華還是十六國共治時期,最典型的社會狀況就是少數民族與漢族的衝突,當然,這種衝突並不單指雙方的短兵相接,更多的是兩種不同文化的碰撞,尤其是在十六國時期,文化的交流最為顯著,甚至可以說是不可避免。

民族衝突與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滲潤—以五胡十六國忠德狀況為例

因為當時在北方地區建立政權的,並不全是少數民族,還有少數殘餘貴族附庸下的漢族勢力群體,以及擁有兵權的地方諸侯王所建立的割據政權,這時候的北方,實際上是處於一個漢夷共治的階段。

在這種社會狀況之下,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漢族文化開始逐漸向少數民族一方滲潤,當然這種滲透並不是漢族的文化襲擊,更多的是少數民族出於一種學習態度的主動接受。

因為當時北方被多股勢力共同佔據,彼此之間小規模的衝突依舊存在,為了保證自己統治的安定性,少數民族政權的領導者只能透過發展自己的方式來提高國家實力,讓政權在混亂的大背景下有立足之地,而強大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向先進的漢文化學習。

民族衝突與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滲潤—以五胡十六國忠德狀況為例

二、儒家思想的多方面融合

1.漢族政權的掙扎中的“忠德”

其實五胡亂華與十六國初期的戰爭之所以頻繁,和儒家思想的滲透是關係重大的。早在春秋時期,儒家學派就提出了“身為人臣,應當忠君又忠於社稷”的觀念,這種想法一直貫穿落實到了西晉時期。

在當時人們的認知之中,華夷的對立幾乎沒怎麼發生改變,所謂君就代指當下中原執政的封建王朝皇帝,他乃是人民心中至高無上的存在;而社稷,乃是江山社會的意思,即中原正統王朝統治下的領土和人民,這裡是不把少數民族包括在內的。

“忠”乃是忠心於自己的君王皇帝,“德”乃是隻鎮守帝王的江山社稷,一切對這兩者造成傷害的人,儒家的思想觀念都將其定義為侵略者,所以在五胡和十六國初期,少數民族進入中原之時,當地的漢族人民才會如此的牴觸。

民族衝突與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滲潤—以五胡十六國忠德狀況為例

因為這些蠻夷之人,將自己忠心的“君”,趕到了江南地區,將自己曾經誓死守護的江山社稷瓜分佔領。對於這些人,漢族是堅決仇視和反對的,這就是儒家思想中的“華夏忠心論”,它強調“非我族人,其心必異”。

所以在五胡內遷初期,連中原王室都被打得潰逃江南了,漢族人民卻堅守在北方,處處針對少數民族,甚至不惜聚集勢力,建立政權同少數民族對峙,這其中所體現的,就是儒家思想中的“忠德”思想觀念。

2.民族融合中的認同

當時認同西晉王朝正統地位的,不僅僅是漢人,一些少數民族對西晉中原正統的地位也是非常支援,比如鮮卑族,這個少數民資在政權建立初期就是以西晉為主的,即使在西晉王室南逃之後,鮮卑依舊保持著對中原文化和西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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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國動亂北方時期,東部的鮮卑部落強調,“世受重恩,不忘忠孝”這便是對漢族儒家思想的最好的踐行,即使後來因為實力不足被其他政權俘虜,也不曾改變自己的觀點。

鮮卑族除本身對儒家思想的堅守之外,也主張透過主動學習的方式來實現儒家文化的貫徹,這是一種主動的儒學滲透形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為了能夠更快促進國家發展,孝文帝在登基之後進行了一系列的漢化學習。

首先是就是從日常生活方面的漢化,姓氏方面,由最初的拓跋改為姓劉,在穿著和服飾方面,也開始向漢族靠攏。鮮卑族特有的短衫變為了漢族的長袍大褂,語言上,禁止使用原本鮮卑的複合語,改為使用漢族的單音節語言。

民族衝突與融合下的儒家道德滲潤—以五胡十六國忠德狀況為例

北魏孝文帝改革之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對“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尊崇,這一點在當時涉及到多個方面的改革。

孝文帝遷都到洛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孔廟,並舉行大規模的祭祀活動,為的就是確立孔子在臣民心中的地位,以便日後思想的推廣。

尊孔之後,孝文帝決定在中央設立學堂,尋找孔子的後人或儒家的大能擔任老師,先給朝中的大臣和官僚傳授儒學思想,主要就是傳授以人治國和忠君愛國的思維模式,此外推廣“以仁治國”的國家執行方法,中央學習完成之後,再向地方上普及。

在孝文帝的推動之下,北魏各地先後出現了多個漢族文化學堂,以孔子的儒家思想為核心理念,進行傳道授業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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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課堂中負責教授的老師會有兩位,一者為學習儒家文化的本民族教師,一者為遵從儒學的漢族老師,二人分別教授。

教育事業的漢化代是儒學“忠德思想”滲透的重要階段,因為教育代表著下一代人的細想,從知識傳授上抓起,遠比多年之後的習慣革除作用更加明顯,就這樣,儒學文化在北魏朝政之中潛滋暗長。

多年之後,北魏臣民不僅養成了“忠德”的儒學理念,甚至還落實了儒學的倫理綱常,君臣先後,長幼尊卑,忠孝禮儀等多方面的儒學文化思維開始與北魏等少數民族融合。

尤其是“孝”這一方面,幾乎得到了五胡十六國時期所有帝王的共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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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從總體上來看,五胡十六國時期民族衝突下的儒家思想傳播,大致有兩種狀態:一種是舊有漢族人民的堅守和保持,另一種就是少數民族的認可和發揚,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對“儒學”的推崇與融合接受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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