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銘綬簡介：

尹銘綬（1863-？），字佩之，又作佩芝，湖南茶陵人。肄業嶽麓書院，師從徐棻，今南京圖書館藏有其光緒十四年（1888年）二十六歲時參加考課的試卷，評為超等第二十九名，獎錢五百文。光緒二十年（1894年）參加殿試，欽點為榜眼，賜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尋兼國史館協修。二十三年，出任廣西鄉試主考官。二十六年，任山東學政。三十年，任編書處協修，升翰林院掌院學士，旋經舉薦為江蘇候補道員。歷任山東學政、禮部侍郎、內閣大學士。1912年，因楊度舉薦，任總統府機要秘書，後因不滿總統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喪權外國列強而辭職。後寓居上海，以賣文為生。著有《學規舉隅》二卷卷首一卷，今有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茶陵尹氏刻本傳世。尹銘綬的殿試對策，縱論河渠、經籍、選舉、鹽鐵四事，洋洋灑灑，文采飛揚。

兩廣總督譚鍾麟（譚延闓之父）的孫女婿。

尹銘綬像

人物評價

同時，尹銘綬又是一位大書法家，工行、楷，與袁意見相左離開總統府後，寓居上海，以鬻字為生，後雖袁世凱多方相請，不復為官。

軼事典故

傳說，本來尹銘綬應該是狀元，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殿試的八名閱卷大臣中，官職最高的是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張之萬，其次是協辦大學士麟書，禮部尚書、軍機大臣李鴻藻排名第三，戶部尚書翁同龢排在第四，禮部右侍郎志銳排在第八位。於是按照當時的規矩，張之萬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狀元，麟書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榜眼，李鴻藻看上的第一個人會成為探花，而一向以善於發現人才著稱的翁同龢看上的人，最好名次也只能是第四名傳臚……志銳的人再強也只能是第八。再往後張之萬看上的第二個人會成為第九名，麟書手中的第二張卷子第十，依此類推。就是這樣的規矩。

當時翁同龢看中的人是著名的學者張謇，而張之萬看中湖南名士尹銘綬。翁同龢極力想為張謇爭取一個狀元，便去找李鴻藻商量，想讓李鴻藻讓出探花名額，想以探花再加上自己手中的傳臚兩個名額來換取張之萬手中的狀元，但是李鴻藻說：“狀元我不爭，探花我也不讓”。於是翁同龢只得去遊說麟書，最後說動了麟書，又加上志銳的支援，才為張謇爭到了狀元，尹銘綬當了榜眼。

尹銘綬的書法：

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自隋唐始，到清未止，沿用了1300多年。科舉制對於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俗以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廣泛的影響，是很少有一種“制度”能夠和它相比的。它的出現，是社會進步的反映。在古代社會是最公開、公平選拔人才的一種制度。金榜題名是一個成語，最早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三》。

該成語的本義是指科舉時代考生考中進士，榮登殿試錄取榜單之上，後泛指考試被錄取。

自隋唐創立科舉考試以來，讀書做官就成了天下士子求取功名的一條正途。據統計，從隋唐到明清的一千三百年間，產生過百萬名以上舉人，十萬名以上進士，七百多名文武狀元。“狀元”一詞，在唐代曾稱為“狀頭”。殿試錄取後放榜，位居榜首者就是“狀頭”。直到明代初年，朝廷才明確規定“狀元”為一甲頭名進士的專稱。殿試是科考的最後衝刺，也是最榮耀的一場考試。按清朝規例，殿試之後，新科進士要身著公服，頭戴三枝九葉冠，立於百官之後候旨。皇上駕臨太和殿，宣讀考取進士的名次，稱作傳臚或臚傳，其實就是皇帝宣佈登第進士名次的典禮。這種方式成於宋代，明清時最為隆重。如此隆重的典禮，傳出的佳話很多，怪事也不少。

以清代為例，讀書人在縣級考秀才。在省級考舉人，第一名叫“解元”。全國（會試）考試第一名叫會元。殿試第一名叫“狀元”，第二名叫“榜眼”，笫三名稱“探花”。其餘叫“進士”，前三名保送進翰林院，其他進士須透過考試選拔後，才能進翰林院再讀三年書。進入翰林院和狀元是同一待遇。在清朝做大臣、宰相，進士出身還不行，須翰林出身。古代科舉制度殿試後錄取進士，揭曉名次的佈告，因用黃紙書寫，故而稱黃甲、金榜。多由皇帝點定，俗稱皇榜。考中進士就稱金榜題名。中國傳統文化中講”四喜“有“久旱逢甘霖，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指稱人生最大的四件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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