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人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

選自《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梅列日科夫斯基

列夫·托爾斯泰

兩位作家的——尤其

托爾斯泰

的——作品，都和作家的生平、個性密切相關，談論一方就不能不談論另一方。在研究作為藝術家、思想家、說教者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

和托爾斯泰之前，應當知道二者其人。

在俄國社會中，也在部分批評界中，已經確認，似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爾斯泰完成了道德和宗教的深刻轉變，這一轉變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個人生活，而且也改變了他的精神活動和寫作，似乎把他的生存分為兩半：

在一半中，他只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也許還是一名偉人，卻依然是塵世之人，有一般人的甚至是俄羅斯人的慾望、悲哀、猶疑、弱點；在另一半中，他脫離了歷史狀態和文化的全部環境，有些人說他是基督教隱修士，有些人說他是無神論者，有些人說他是狂熱分子，有些人說他是已經達到最高道德徹悟的聖賢，像蘇格拉底、佛、孔子那樣，是一種新宗教的奠基人。

托爾斯泰

本人在1879年寫的

《懺悔錄》

中確認，甚至似乎強調了這種宗教再生的獨一性、不可逆轉性和徹底性：

五年以前，在我身上出現了十分奇異的現象：起初，在有些時刻，我覺得困惑、生活停滯，似乎我已經不知道自己該怎樣生活，該做什麼。——生活停滯，總表現為同樣的問題：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呢？而後來呢？——我似乎活也是活著，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淵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無所有。——我要用盡力氣脫離生活。——於是，我，一個幸福的人，常把繩子藏匿起來，以避免在我房間裡兩個大櫥櫃之間的橫木上上吊，因為我每天晚上都脫去外衣，一個人待在那裡；我也不再拿著獵槍去打獵，怕忍不住極輕易地了此一生。

托爾斯泰《懺悔錄》

他認為，

使他脫離這種絕望感、免於自殺的原因，是他接近了普通的信徒，勞動人民。

我這樣地生活，就是說和民眾交往，大約兩年，於是我轉變了。我覺得，我們圈子裡的人——有錢的學者的生活，不僅令我反感，而且漸漸失去了全部意義。我們的全部行動、議論、科學、藝術，我現在看，意義不同了。我領會到，這一切都是一種乖戾，不可能從中尋求什麼意義。

我漸漸厭惡自己，我承認了真理。現在，我明白了一切。

托爾斯泰生平記述者之中最樸實無華，因而也是最可貴、最值得信賴的是他妻子之兄弟

C.A.別爾斯

（Берс）；別爾斯在《回憶錄》中也談到了八十年代的這一“轉變”，這一轉變似乎“改變了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

的全部精神生活和外部生活”：

他全部個性近十年發生的變化，確確實實是充分的和根本性的。不僅是他的生活和對一切人、一切生物的態度發生了變化，而且他的全部思維活動也發生了變化。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變成了對周圍之人之愛的化身。

他的妻子，索菲婭·安德列耶夫娜·托爾斯塔婭伯爵夫人的見證也同樣明確：

“現在你能看看、聽聽列沃奇卡（托爾斯泰之名‘列夫’的愛稱。——譯註）的話就好啦！”她在1881年初給兄弟的信中說，“他變了很多。他變成了基督徒，而且是最真誠、最堅定的。”

如果我們沒有更為可信的根據，那就很難懷疑如此有力和值得相信的見證，而根據就是托爾斯泰自己的藝術作品。他的作品，從第一篇到最後一篇，不是別的東西，正是一部巨大的、五十年的日記，一篇無限詳細的“懺悔錄”。在一切時代和一切民族的文學中，大概沒有另外一位作家像

托爾斯泰

這樣揭示了自己生活之最細小的、個人性的、有時是令人頭疼的方面，而且揭示得如此大度、如此坦率、毫無忌諱。看來，他悉數告訴了我們關於他自己的一切，而我們對他的瞭解，如同他對自己的瞭解。

要解決關於他五十多歲，即中年後期之時他身上發生的宗教轉變的實際意義的問題，就不能不注意這一部藝術的、因而並非事先設想的、並非有意的懺悔。

在二十多歲時寫作的第一部作品

《童年、少年、青年》

中，他敘述了對十四五歲時期的記憶猶新的回顧：

在這一年內，我過的是孤獨的、專注於自己內心的精神生活，關於人的使命、未來生活、靈魂不死等等的全部抽象問題都已出現在我面前；我童年的智慧雖然單薄，又少不更事，卻極為熱衷地想要澄清這些問題；而提出這些問題，即構成了人的智慧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托爾斯泰《童年、少年、青年》

春天的一個早晨，他幫助僕人卸下窗框，感受到了突如其來的欣喜，為基督的自我犧牲大受感動：

為了幫助尼古拉，我願意受苦。“以前我多愚蠢啊，我將來能變得善良而幸福，本來就能！”我心裡說，“一定要快一點，快一點，現在就變成另外一個人，開始另一種生活。”

改正全人類，消滅人類的全部罪惡和不幸，在他當時看起來是“輕而易舉的事”。於是他決定“編制一生完成的義務與任務的時間表，在紙上詳述自己的生活目的，列出毫不退縮地執行的行動準則”。他立即上樓回到自己房間，取出一張書寫紙，畫出格子，分列出對自己、對周圍的人和對上帝的義務，開始記述。

他露出憂鬱的、幾乎讓人害怕的、但依然是太過表面的嘲弄笑意，似乎並不懷疑他身上發生的情況之全部深刻性與病態，開始講述當時的，用使徒雅各的話來說，“雙重的”思想。由此造成了一種奇異的印象：

似乎在他身上有兩個心臟，兩個人。其中之一，遵循著基督教的死亡觀念，為了教會自己忍受痛苦，“不顧劇痛，伸著手臂舉著塔齊謝夫詞典（лексиконы Татищева）保持五分鐘，或者走進儲藏室，用繩子鞭打自己赤裸的後背，”疼得淚珠不由自主地湧上眼眶；其中之二，遵循著同樣的死亡觀念，忽然記起死亡時時刻刻在等著他，便決定放棄功課，大約在三天內“只躺在床上，津津有味地讀一本小說，品嚐塗了蜂蜜的小番餅，這是他用僅有的一點餘錢買來的”。

一個托爾斯泰有自我意識、善良、軟弱、平和、悔過、厭惡自己和自己的罪惡；另一個托爾斯泰則無自我意識、兇狠、強有力，“把自己想象為為全人類的幸福而發現了新的真理的偉人，驕傲地認識到了自己的價值，凝視著其他的人”，甚至在厭惡自己、貶低自己、自我鞭笞之時也細緻地、近似激情地享受到了自豪之感。

青年托爾斯泰

透過敘述自己少年時代的思想，他得出結論，即

這些思想的基礎包含四種情感：第一種是“對想象中女人的愛”，亦即肉體的情慾；第二種是人類之“愛的愛”，亦即自豪感，精神之激情；第三種是“對非同尋常的、虛榮之幸福的期望，這種期望十分強盛、堅定，能轉變成為瘋狂”；第四種是對自己的厭惡和悔過。

但是，從本質上看，這不是四種，而只是兩種情感，因為前三種可以合成一種，即對於自己、自己的肉體、自己的肉體生活或者“自我”的愛；第二種是對自己的厭惡、憤恨，不是對他人或對上帝的愛，而只是對自己的恨。無論在這裡還是那裡，兩種表面上如此對立的情感的首要基礎和結合體都是“我”，無論這個“我”是得到了極度的肯定還是被極度否定。一切都在“我”之中開始和完結：愛和恨都不能夠打破這個圈子。

問題就在這裡：

在

兩個互相滲透又匯合的托爾斯泰

之中，哪一個是最真實、誠摯、始終如一的呢？

是那個用苦行僧之繩鞭打自己赤裸脊背的人呢，還是品嚐加蜂蜜的享樂主義番餅、慢慢思忖死亡、想到陽光之下世事紛亂、精神受到折磨、認定苟活著也比死了的獅子強的人呢？是愛自己的那個人，還是恨自己的那個人呢？是哪一個按基督教開啟了自己的思想、情感、願望，或者，是哪一個按異教總結了這一切的呢？或者，也許——這對他來說也許是最可怕的——雙方最後都是一樣誠摯、一樣真實、一樣始終如一的？

無論如何，在這第一部作品中；他對自己和自己所說是“推論”的少年思想的評審是極嚴格、極真誠的；以後，甚至在

《懺悔錄》

那些著名的、充滿灼熱懺悔之情和自譴自責的段落中也沒有這樣地評審自己：

這種沉重的精神勞作中，我一無所獲，只不過形成了削弱我意志力量的思維的隨機應變性，養成了不斷地精神分析的習慣，從而損害了感覺的敏銳性和判斷的明確性。進行抽象思考的傾向在我身上極不自然地發展出一種意識，因此，常常地，我一開始考慮一件最簡單的事，就陷入分析自己思想的死衚衕，我已經不是在思考困擾著我的問題，而是在思考我正在思考什麼。我問自己：我在思考什麼？回答是：我正在思考正在思考什麼。而現在我正在思考什麼？我正在思考，認定我正在思考我正在思考什麼，依此類推。智慧沉落在推理之後。

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手稿

“生活準則”遭到了第一次挫折：他想要在紙上畫線，沒有找到尺子，便用拉丁文辭典代替，因而把墨水碰灑，長長地流成一行。他悲哀地寫道：

為什麼我靈魂中的一切都是這樣美好、明晰，可是我一旦要把我考慮到的東西應用到生活之中，在紙上和生活中就變得雜亂起來？

但是，也許這不過是兒童智慧和兒童意識不健全的表現吧。這種不健全隨年齡增長，在意識發育、精神成熟之時，會消失的。其實未必。至少在他身為二十四歲青年寫作

《童年與少年》

時，他常常意識到，這種兒童特徵是與年齡無關的，這種特徵的不可磨滅的痕跡終生都陪伴著他：

我深信，假如我能活到高齡，而且我的寫作能夠趕上我的年齡，我即使成了七十歲的老頭子，也還必定像現在這樣不可救藥地像兒童一樣常常幻想。

如果概括性地談論托爾斯泰的基督式順從的話，那麼，

在這些樸實而平靜的話裡，不是比在他以後十分響亮和激情的懺悔中包含著更多的基督式順從精神嗎？

面對全世界談論自己，像他後來那樣地說：

“我是寄生蟲，是蝨子，是放蕩分子，是小偷，是殺人犯，”

大概是比在意識的平靜中承認自己力量的實際尺度更容易些的：

在我年邁之時的思想中，我到目前依然是一個嬰兒，就如同在我少年的思考中一樣；雖然在我的藝術天才中包含著無限的力量，但是在我對上帝的多方尋求中，我不是領袖，不是先知，不是新宗教的建立者，而是一個柔弱的、迷途的、病態雙重人格的人，像我同時的一切人一樣。

《一個地主的早晨》

完全符合托爾斯泰生活的實際順序，在他全部作品的次序上似乎是他巨大日記的下一章和延續。德米特里·聶赫留道夫公爵——正如

《童年、少年、青年》

的主要人物尼古拉·伊爾琴耶夫一樣，沒有讀完大學課程而離校，因為他領悟到全部人類知識是無用的，便以地主身份在農村定居，以便幫助百姓。聶赫留道夫身上完成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轉變，和伊爾琴耶夫一樣：

“我知道的、相信的、喜愛的一切，都是愚蠢，”他告訴自己，“愛，自我犧牲，這才是真正的、獨立於任何機遇的幸福。”

然而，現實滿足不了他。他想著：“這些理想在哪裡？在這條路上，我尋找幸福，找了一年多了，可是我找到了什麼？的確，有時候我覺得，我可以對自己滿意，但是這是一種枯燥的、理性的滿足感。”

聶赫留道夫漸漸相信，自己儘管有良好的願望，卻不善於做有益於百姓的事。而且農民們公然表示不信任老爺的基督教情感。從這個把地主之善與福音之善結合起來的不成功、而且本質上是幼稚的實驗中得出的惟一結論，是對青年農民伊柳什卡的病態的、毫無結果的羨慕，甚至不是對他的精神力量，而僅僅是對他的體力、健康、爽朗以及他思想與意識平淡寧靜的夢境般的羨慕。

從托爾斯泰的生平記述中我們知道，在對雅斯納雅·波里雅納農民做過不成功的、聶赫留道夫式的實驗之後，他對自己的地主能力痛感失望，於是便離開這個鄉村前往高加索，以士官生資格加入炮兵隊，全心沉醉於有關軍事榮耀和山民儉樸生活之美的浪漫幻想，就像

《哥薩克》

中的人物

奧列寧

一樣。

像伊爾琴耶夫和聶赫留道夫一樣，奧列寧也認為自己是無限自由的。這是四十年代富有的青年老爺的特殊的俄國式的自由，對於他來說：

不存在任何物質和精神的限制；他可以為所欲為，他什麼也不需要，不受任何束縛。他沒有家庭，沒有祖國，沒有信仰，沒有需求。他什麼也不信，什麼也不承認。迄今為止，他只愛他自己，也不能不愛，因為他只期望萬事如意，還未對自己感到失望。

但是，雖然他什麼也不信，什麼也不承認，雖然他只以單純的、幼稚卻又玩世不恭的愛來愛自己，這個輟學的大學生，炮兵隊士官生，卻已經拿自己的“哲學發現”、自己在哥薩克村鎮上的簡樸生活和全人類的文化生活來對比。

他漸漸識別出那種虛偽，他以往一直生活在其中；這種虛偽當時就令他厭煩，現在則變得醜陋又可笑，不可容忍。

托爾斯泰為小說《八十天環遊地球》作的畫

（The L。 Tolstoy Museum。）

他給在莫斯科的朋友們寫信說：

我覺得你們又醜陋、又可憐！你們不懂得什麼是幸福，什麼是生活！你們應該體驗一次生活本來面目的美，應該觀看、賞識我每日之所見：山頂永久的、不可企及的白雪，保持本源之美的端莊婦女，造物主創造的第一個女人必定是以這種美出世的；只有這樣才能看清，誰正在毀滅自己，誰生活在真實或者虛偽之中，是你們，還是我。但願你們知道，你們那樣自鳴得意，在我看來是何等的討厭、何等的可憐！

人的生活和自然的存在一樣：世人誕生、交媾、死亡，又誕生、爭鬥、酗酒、大吃、享樂、又死去；除了大自然給予太陽、野草、野獸、樹木的那亙古不變的條件以外，一無所有。他們沒有其他的法則……幸福，就是與大自然同在。

體現出這種樸素智慧的是小說的真實人物老哥薩克葉羅什卡叔叔；他是托爾斯泰創造的最偉大、最完美的形象之一，這個形象可以讓我們窺視也許永遠不會展現在他自己意識面前的、他的實質的最黑暗、最秘密的深層。在這裡第一次、而且可能也是最後一次，以完美的藝術清晰性，出現了在他身上始終爭論的兩位人士之一：這是永遠講求行動，但很少談論自己、更少認識自己的一個人。託

爾斯泰本人這副如此熟悉、卻依然不為人所知、迄今未被釋讀、未被照明的面目，似乎在這個巨人的面目中透露出來、閃爍出來；這個巨人長著兒童般的眼睛，長著粗重、飽經辛勞的老年人的皺紋，保持著青年人的肌肉，散發出高加索紅葡萄酒、俄國燒酒、罪惡和濃稠血液的強烈混合氣息——這一切都彙集在葉羅什卡的面容之中。

他的生活，像半野蠻的車臣人一樣，也充滿了“對自由、閒散、搶劫和戰爭的熱愛”。他自己直率而自豪地談到自己：“我是壯小夥子、酒鬼、小偷、獵人……我生性歡快，我喜愛一切人，我就是葉羅什卡！”

這是

無意識的俄羅斯犬儒派哲學家

。他覺得自己無限自由，和俄羅斯老爺奧列寧一樣。也是什麼也不承認，什麼也不相信。他生活在人類準則之外，善與惡之外。韃靼人的阿訇和舊教派教堂執事同樣引起他平靜而不屑一顧的冷笑：

依我看都是一個樣。上帝為取悅於人才創造了一切。什麼也不是罪。就拿野獸來說吧，既生活在韃靼人的蘆葦叢裡，也生活在我們的蘆葦叢裡。上帝給它什麼，都要吃光。但我們有些人說，因此我們只好舔炒菜鍋了。我認為這都是瞎話。你一嚥氣，青草就長出來，如此而已。

托爾斯泰與妻子

他具有遠古的、前人類的智慧，和半神半獸山林之神無限明朗、同時又陰暗的靈魂。

他能夠獨特地善良和溫柔，愛一切生命、上帝的一切造物。這種愛似乎很像基督教，也許是因為在異教最後的、無意識的深層中已有未來轉向基督教的端倪，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祭禮之端倪——克己、自我毀滅，人與潘神，即一切造物之父合一的端倪。

然而，不僅不應該忘記把這第一種、野蠻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異端基督教和第二種文化的基督教意識分離開來的歷史深淵，也不應該忘記其心理深淵。如果說兩者可能接觸，那也是兩種最為對立的極端偶然的接觸。

葉羅什卡驅趕夜間的飛蛾，因為飛蛾在搖曳的燭光上旋轉，時時掉在火裡：

“傻瓜，傻瓜！瞧你往哪兒飛？傻瓜，傻瓜！”

他欠起身來，用粗壯的手指驅趕飛蛾。

葉羅什卡叔叔此時輕輕的微笑不是很像阿西西的方濟各的微笑嗎？

他身上也散發出濃稠血液的氣味，也許不僅是野獸的而且也是人的血液，因為在老年“小偷”的意識中不是隻存在著謀殺。像大自然一樣，他是同時既慈悲又殘忍的。他自己沒有感受到，沒有理解這一矛盾。後來分解成為惡與善的東西，在他身上還以原初的統一狀態、以無意識的和諧狀態匯合為一。

奧列寧在自己十分枉然地希求皈依基督教的心靈裡，也找到了葉羅什卡叔叔這種犬儒派智慧的反響。在空氣凝滯之中午的寂靜中，在南方森林的深處，在極度富足的生活裡，他忽然認識到了

非基督式的虛己和大自然半獸半神的合一

——半人半羊神的神聖而野蠻的智慧；這種智慧充滿了狂喜和古人所說的潘神，即萬物之神造成的恐怖，在常人看來是瘋狂。

“突然，奧列寧在對一切的愛之中體會到了一種無緣無故幸福的奇異感，於是他按舊日的兒童習慣開始畫十字，默唸著感謝某某。”在側耳傾聽蚊子的嗡嗡聲之時，奧列寧想：“每一個蚊子也是一個獨立的德米特里·奧列寧，就像我一樣。”

他開始領悟到，他絕對不是一名俄國貴族、莫斯科社會一員、某某的朋友和親屬，而只不過是同樣的一個蚊子，或者同樣的一隻雉雞，或者一隻鹿，和現在生活在他周圍的一切活物一樣，像它們，像葉羅什卡叔叔一樣，也是活一輩子，要死的。他說得對：只有青草，春風吹又生。

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著兩個人，這第二個奧列寧，像伊爾琴耶夫和聶赫留道夫一樣，也念念不忘地說：“要愛，自我犧牲！為自己活著不值得，活著是為了別人。”他試圖協調山林之神和半人半羊神的非人智慧和適中、有益、理智的“基督教”之善。為了哥薩克人盧卡什卡，他犧牲了對瑪麗雅娜的愛情。但是，這一做法毫無成果，和伊爾琴耶夫的“生活準則”、聶赫留道夫的地主基督教一樣。

在絕望的時刻，他突然令人驚異地承認：

因為愛，我是無罪的；我在自我犧牲中解脫了愛，在哥薩克人盧卡什卡和瑪麗雅娜的愛情裡，我感到欣喜，只不過挑起了自己的愛和嫉妒心……我沒有自己的意志，是某種自發力量，上帝的整個世界，透過我來愛她的，是整個大自然把這種愛輸入了我的靈魂，說：你愛吧。以前，我動筆談論過我的新信仰（即基督教信仰）。誰也想不出這些信仰在我身上出現有多麼困難，我認識到這些信仰、看到生活中新開闢的道路有多麼欣喜。在我心裡，什麼也不如這些信仰寶貴。可是……愛情一來，現在那些信念沒有了，甚至不覺得惋惜！我甚至弄不明白，我以那麼一心一意、冷靜、理智的心思所珍惜的是什麼。美色一來，就令艱辛獲取的半生內心建樹化為灰燼，而且對那消失殆盡的一切，也毫不惋惜！什麼自我犧牲，全是胡說，瞎話。這全是因為傲慢，逃避應得的不幸，避開對他人幸福的嫉恨。什麼為了他人而生活，行善！為什麼？須知我心裡只有對自己的愛。

只有對自己的愛——這是一切的起點，一切的終點。對自己，僅僅對自己的愛或者恨，才是兩條主要的、僅有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軸線；托爾斯泰初期的、也許是最真誠的作品裡的一切都是憑藉這兩條軸線而旋轉、運動的。

僅僅初期作品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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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