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漢閔

公元前704年，也就是周桓王十六年、楚武王三十八年，楚武王熊通發動了攻打隨國（今湖北隨州）的“速杞之戰”。作為整個戰役的一部分，處處沮漳河流域、世傳二十二代君主的子姓權國也一夜之間銷聲永遠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之中。這場發生在南方江漢平原的戰爭，因其規模有限，後世記住的並不多，遠遠算不上經典戰役。可就是這場規模有限的戰爭，卻對華夏文明的走向產生了深遠影響。相比“速杞之戰”，“武王克權”事件更具有影響力。這場戰爭之後，一種全新的地方行政組織——縣制，開始在南方肥沃的土地上萌芽。可以說，這場戰爭既是中國分封制、世襲制走向衰亡的標誌，同時也象徵一個歷史新紀元——郡縣制的開端。

據歷史文獻記載，古權國是商朝國王武丁的後裔建立的小諸侯國，我們也可以稱其為方國，國君為子姓。商

朝亡國後，權國歸順周朝，

成為周王朝在南方江漢平原的分封國，

並奉命鎮守南疆。

權國所轄範圍包括現今的荊門、當陽、沙洋全境，以及宜城、鍾祥、遠安部分地區，其核心地帶在沮漳河流域。權國都城位置一直存有爭議，我國學界普遍認為權國都城位於沙洋縣馬良鎮漢江與竹皮河交匯處附近，但欠缺考古成果的實證。

發動速杞之戰的時候，楚國的國都還在南陽盆地的丹水流域。自楚先王熊繹被周成王室封子男之田時候起，楚王室就一直不安心蝸居丹陽一域，有南下開疆拓土的圖謀。隨著周王室的日益衰落，楚王室雄踞江漢的霸業開始付諸具體行動。發動速杞之戰，是楚王室向漢水以北諸分封國（史稱漢陽諸姬）發出的明確訊號；滅掉權國，則是在為南下遷都郢城作準備。

這場戰爭的異常順利並沒有給楚武王帶來多少喜悅。相反，周王朝兩個分封國一夜之間的轟然倒塌，讓楚武王看到了周王朝分封制的種種弊端。血緣、恩賜、世襲制，並不一定能帶來王公貴族對王室的絕對忠誠，也並不意味著一個王朝的長治久安。相反，那些偏安一隅的王公貴族，一旦既得利益受到損害，還有可能對中央王朝的權力發起挑戰。在楚武王看來，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分封制、世襲制，其脆弱性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世襲制只能削弱中央王室的權力。這種對一個地方粗放式、鬆散式的的治理，已走到了歷史的盡頭。楚國的雄圖霸業，不能建立在依靠血緣基礎之上的分封制、世襲制。對楚武王而言，佔領收服一個沒有絲毫反抗力的子姓國無疑是輕鬆的，而如何管理一個靠近國都的子姓國，並讓這塊土地上的百姓臣服，確保新國都的安全，才是艱鉅而沉重的。楚王室要雄踞江漢，飲馬黃河，問鼎天下，必須另闢蹊徑，走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好在沮漳河流域、漢水流域還是一塊處女地、一張白紙，可任由楚人描繪迵異於北方的政治新藍圖。

關於權國的滅亡，楚武王在權國設立權縣，《左傳·莊公十八年》有比較詳盡的記載：“楚武王克權，使鬥緡（mín）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從這一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楚武王在

沮漳河流域

設立權縣之後並沒有立即任命官員進行管轄，而是在“武王克權”二十八年之後，也就是公元前676年，才

派遣了一個叫鬥緡的大臣前往權地擔任地方長官代替楚王室進行管轄。

那時楚國的都城已南遷至

沮漳河流域的郢城

。權縣之“縣”，最初寫做“懸”，意思是懸於國都之外。在春秋戰國時期，“縣”與“懸”實為一字，“縣”即“懸”，“懸”也就是“縣”。漢以後來，“懸”才從“縣”脫離出來，成為單獨使用的漢字。而權縣正好懸於

郢城

之外，是楚國與庸國、鄧國、羅國、

鄖國

等

漢陽諸姬

之間的重要屏障。改權國為權縣，可謂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與分封制相比，縣制的最大優勢在於加強了中央政權對地方分權的控制力度。楚武王在奪取權國之後，並沒有將權國分封給楚國的王室貴族，不再沿襲使用分封制、世襲制，而是安排一個叫鬥緡的大臣前往權地管轄，意圖十分明確：壓制楚國王室貴族的許可權，維護楚王室的中央集權。楚武王的這一舉措，無意中開創了中國歷史上郡縣制的先河，權縣也因此成為華夏有史以來中國第一縣，而鬥緡也成為中國歷史上的首位縣長（那時叫“縣尹”）。

當然，楚武王的驚天之舉也並非一帆風順。這位中國歷史上的首位縣令鬥緡，在嚐到權力的種種好處之後，開始野心膨脹了，漸生反叛之心，後來聯合原權國的貴族和國人叛楚，結果被楚軍迅速剿滅了。在平息鬥緡的叛亂之後，楚武王為了防止故權國貴族和遺民再行反叛之舉，將其遷往早先被滅的冉國之境，史稱那處

（今湖北荊門境內）

，改命楚國貴族大夫閻敖為那處尹。後來，權國王族後裔以及國人皆以故國名或居地名為姓氏，成為最早的權氏、那氏等。這是題外話。

在設立權縣之後，楚國每滅一子姓國，便把該國的貴族遷到楚國的後方嚴加監管，並對該國的故地設縣，由楚王室直接任命官員進行管理。這是楚國在南方迅速崛起、並一舉躋身為春秋戰國時期最大諸侯國的重要原因。

一直以來，對於華夏“第一縣”，我國史學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上世紀三十年代，現代歷史學家顧頡剛提出，華夏“第一縣”是楚武王攻滅權國後設立的權縣。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何浩在《楚滅國考》一書中，認為“那處”才是華夏第一縣。近幾十年以來，華夏第一縣又有了權縣和息縣之稱。息縣位於中原腹地南側，千里淮河上游，信陽市東北部，有“不息之壤”之稱。息國是西周到春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其疆域位於今河南信陽市息縣一帶。大約在公元前682年前後，楚國為開疆拓土，北上吞併息國，並在該地設立息縣這一建制。從時間上看，息縣的設立比權縣晚了二十二年。息縣之所以有華夏第一縣之稱，主要是因為息縣自設縣以來名稱及其管轄範圍一直沒有變動過，而權縣這一名稱在秦統一中國之後便永遠消失在了歷史長河中，權縣建制的繼承者當陽縣其轄地也一直不斷變化，直到唐朝才相對穩定。西晉時期從當陽劃分出去的荊門縣，名稱也一直在發生變化，曾先後有編縣、鄀縣、長林縣等多種名稱。而在權縣故都廢墟上建立的沙洋縣，還是中華民國時期的事。無論是從建制時間看，還是從“縣”字最初的本意來看，權縣是真正意義上的華夏第一縣，至今

已走過了

2700多年的漫長曆史歲月。

楚國設立縣制的成功經驗，很快傳到北方，被晉國、齊國等諸侯國所競相效仿複製，為後來的秦王朝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郡縣制埋下了伏筆。沒有楚國開創縣制的先河，也就沒有縣制在北方黃河流域遍地開花的生動局面。作為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在全境推行“郡縣制”的秦朝，也並非一蹴而就，一帆風順。秦始皇統一天下後，也曾出現過應否置郡縣的多次爭論。當時以王公貴族為代表的大臣都主張實行分封制，授各地貴族予世襲的諸侯名份，惟獨沒有秦王室血統、身為廷尉的李斯力排眾議，主張實行郡縣制，並得到秦始皇的採納。秦代共設三十六郡，每郡有守（相當於省長）、尉（相當於防區司令）和監（相當於監察專員）各一，郡下轄縣，郡（守）與縣（令），由皇帝直接任命。郡縣制自此成為日後各朝地方政制的基礎。

權縣的設立

，

是中國由貴族封建制度走向封建專制制度的開端，標誌著中國官僚政治開始取代血緣政治。沮漳河流域成為華夏縣制的源頭，是由多種因素交織促成的，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在中國沿襲了幾千年的分封制、世襲制，其對中央王朝集權形成的肘掣、構成的挑戰已日益顯現，已走到了陌路。楚武王在沮漳河流域設立權縣、開創華夏縣制先河，是順應歷史發展大勢，符合有幾千年中央集權統治的華夏曆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在楚武王自立為王之時，正逢西周覆滅、周王室剛從“二王並立”的內耗中走出不久，處於極度虛弱狀態。周王室雖日益衰落，但影響力猶在。在中原地區的各諸候國，不可能出現對周王朝的質疑之聲，更不敢對周王室的權威發起挑戰。只有在遠離周王朝的偏遠地區，才具備挑戰周王朝權威的條件。南方的楚人本就一直有“不服周”的傳統，也只有南方的楚人才敢挑戰北方周天子的天威。當然，如果楚國的君主是個平庸之輩，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

韙，在

沿襲了幾千年的分封制、世襲制的這一根深蒂固的鐵幕上撕開一道口子。可

楚武王偏偏不是

平庸之輩，

敢作敢為，殺伐果斷，不走尋常路，不僅殺其兄自立為君，也敢

挑戰周天子的天威。

楚武王給楚國留下了安寧而富庶

的江漢平原，以及

一套初具規模的國家機器，楚國由此走向強盛。當然，中興時期的

楚國，雖然王公貴族勢力強大，但向心力較強，舉族思進圖強，楚武王在楚王室具有一言九鼎的威望。這也是楚武王能順利推進縣制的一個重要原因。

沮漳河流域之所以成為華夏縣制的源頭，是因為有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地點、合適的人物，以及合適的環境。可以說，是中國歷史選擇了南方鄂西地區的沮漳河。

讓楚武王始料未及的是，他開創縣制的創新之舉，後來深刻影響了華夏文明的走向，並一直沿用至今。

作者：郭漢閔

作者簡介：郭漢閔

，男，現年59歲，1982年7月畢業於原宜昌師專中文科，曾從事教育、新聞、政研等工作，現在當陽市政協機關工作。有專著《隱形的南方》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