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學的思想資源來考量，前20年的主題，我概括為“思想資源的引進與轉化”。正如孫鬱先生指出的那樣，新時期文學有兩個重要的文學詞彙，一個是“先鋒”，一個是“尋根”。

先鋒，意味著對西方的引進，對西方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品背後的文學理念，還有更背後的哲學理念或文化理念的引進，都涵蓋其中。先鋒派作家寫的小說，現在重讀，你會覺得大部分內容都感覺不像發生在中國，因此先鋒寫作實際上是以一種模擬的方式在重複著西方的文學發展軌跡，這一點印證了民國時候郁達夫說過的一句話，他說“中國的新小說是歐洲小說的一個分支”，前幾年詩歌界還討論過所謂的“現代漢詩”，到底是不是中國詩？還是用漢語寫的歐美詩？這種爭議的背後，是大多數人都能體會到，從舊詩到新詩，從舊小說到新小說，跨度太大了，大到很難將舊詩與新詩，舊小說與新小說放在一起討論。因此，先鋒文學是對西方文學與文化非常激進、非常快速的引進和吞噬，當時黃子平說過一句話“創新像一條瘋狗，追得我們連撒尿的工夫都沒有”，這很形象地說明了當時的情況。

先鋒派在短短五六年時間內，把西方長達100多年的文學實踐演練了一遍，各種流派都有，各種寫法都有，比如說學福克納的，學馬爾克斯的，學卡夫卡的，各有師承。但這個浪潮沒多久就遭遇了瓶頸，因為這種小說與中國的現實生活與現實心態過於疏離，像老作家汪曾祺在1940年代就受存在主義影響創作小說，但他在1980年代提倡“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我寫的是中國詩，用的是中國話，就不能不接受中國傳統，同時也就不能不帶有現實主義色彩”，因此他斷言：“我寫不出卡夫卡的《變形記》那樣痛苦的作品，我認為中國也不具備產生那樣的作品的條件。”［5］先鋒派作家在1990年代也開始了他們的集體轉型，比如 徐華寫出《活著》，開始向傳統的敘事形式迴歸，這就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前20年的另一個潮流是“尋根”，尋根的基本出發點是從本國的文化傳統中去吸收可供當下使用的資源，說白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問題，尋根的問題在於當那些作家在“尋根”的時候，他們的學養跟不上，當時這批走紅作家，從小接受的教育裡，缺少傳統文化教育這一塊兒，自身所處的社會也沒有這個氛圍，因此當他們轉向傳統文化尋找資源的時候，傳統文化對於他們就顯得非常陌生化，變成了一個“他者”，因此尋根小說特別喜歡獵奇，特別喜歡捕捉神怪奇談或歷史傳奇，這導致“尋根”本身變得支離破碎，所以“先鋒”和“尋根”這兩個運動應該說都不算成功，但是從這兩種文學思潮可以看出，當時文學界對於思想資源的借用是一個什麼狀況，這種借用基本上跟整個社會對西方思想或傳統文化的引入或轉化是同步的。

1993年開始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可能是知識界在當時的思想文化框架下最後一次的互動，體現出了達成共識的努力。雖然這個最後共識並沒有達成，但至少是在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前提下，將人文社科界各個領域，文學、哲學、歷史、社會學、政治學等等的學者集中起來討論問題。現在回顧當時的討論，雖然各學科都有點自說自話，但最後沒有達成共識的重要原因，是“後現代”話語的介入，“後現代”話語的介入，當時的旗號是提倡“生活美學”，或者說“張揚日常生活”的姿態，實際上是在積極擁抱商業社會，為消費主義進行辯護。當時所有人都還預測不到10年以後我們將迎來一個怎麼樣的社會狀態，但是後現代話語的介入，展示了知識界的分裂，他們在應對即將來到的消費社會時，明顯表現出了不同的姿態。

再後來當然就是“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問題，“思想淡出”與“學術凸顯”跟整個社會的轉型有關係，跟知識界體制發生巨大變化也有關係，換句話說，“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最後的結果，是學院跟社會某種意義上的隔離，從那個時候開始，學院不再成為社會的重要思想資源，學院成為一個相對獨立執行的體制，凸顯的學術只是在學院內部有效，而社會本身又走向了另外一條道路，這種變化也基本構成了前20年與後20年的分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