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不育已成為世界三大疾病之一，所以說生育要趁早了。不管是自然受孕還是人工受孕輔助受孕都是越早越好。

所以現在市場上就出現了代孕，代媽，供卵的行業。



到底是為了金錢還是助人為樂雪中送炭？



到底是道德的淪喪還是市場的需求。

而對於代孕技術將何去何從，醫學界及社會倫理和法學界都一直在討論。之所以討論，是因為該技術從某些角度講，是有一定的社會和醫學需求的。還有很多女性因為子宮因素無法生育，這些人可能只能透過代孕技術完成心願。

據媒體報道，近日，針對部分高齡夫婦孕育困難的問題，有專家建議適當放開代孕准入，將人們的目光再次帶入代孕這個敏感話題。

代孕之所以引人關注，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其隱藏的巨大需求。這一方面源於二孩政策釋放了很多家庭的生育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不孕不育的家庭近些年呈不斷上升趨勢，他們有著非常強烈的孕育下一代的渴求。

但在我們國家，代孕雖然沒有在法律上被禁止，但早在2001年，原衛生部頒佈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三條就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這個對廣大醫務人員具有完全約束效力的規定，事實上禁止了我國代孕工作的展開。

目前禁止代孕的國家不在少數，特別是歐洲的主要國家，如法國、德國、義大利、瑞士等國都立法禁止代孕行為。但允許代孕的國家也為數不少，如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都允許代孕。當然，與之對應的是這些國家對代孕都有非常明確的限定，例如在代孕最為寬鬆的俄羅斯，雖然允許大量的代孕中介公司存在，但《俄聯邦公民健康保護基本法》和《俄聯邦家庭法》等法律中明確規定：代孕需要女方擁有確認自身無法生育的醫療證明，而代孕嬰兒的父母如果希望將新生兒註冊為自己孩子時，需要得到代孕者的許可。

俄羅斯的做法或許值得借鑑，因為我國當前與其一樣都面臨生育不足和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鼓勵生育本身也符合國家發展的需要。而且與可能的倫理衝突相比，保證符合生育政策的人群擁有做母親（包括父親）的權利，應當被優先考慮：繁衍後代是每個生物種群最為本能的要求。所以，對於合理的生育要求不應輕易為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止步。只要在醫療安全和生育質量上有足夠保障，並在法律上明確主體間的權責，代孕未嘗不是解決生育難題的一條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