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江蘇無錫市惠山區惠韻家園，一個95歲的高齡老太去世後，在出殯的前一天，卻遭遇鄰居的“禁令”，電梯旁的告示上寫著：“逝者禁止乘電梯”，為避免外人說三道四，家人商議之後，決定走樓梯，並將棺材從十七樓搬下。

不過，整個出殯過程中，因走樓梯顯得較為艱辛，在“抬棺材”的過程中，棺材上的配飾有所損壞。因此，逝者家屬覺得很氣憤，思前想後覺得這種“禁令”對逝者很不尊重，便透過媒體發聲，希望“張貼告示的鄰居”到逝者遺像前道歉。

對於這樣一件事情，社交媒體上也是眾說紛紜。從輿論的走向來看，貌似認為“逝者家屬”和“告示鄰居”在處理問題上都不是很得當。不過，總體上而言，還是圍繞“民間風俗”和“個人尊嚴”在探討。

就“民間風俗”而言，在一些地區還固守著“土葬”的方式，所以“棺材”入土的形式還被保留著。不過，從具體的實施來看，鄉鎮較為普遍一些。撇開所謂風俗層面的講究，從實施的方便程度而言，似乎人們也能相對接受。

所以，在大城市的逝者，一般來講，家屬都會選擇“火化”，較為講究的家屬，會把骨灰“帶回家”或“所在小區”，簡單設個靈堂祭奠，最終安放到墓地或者寄存在陵園。當然，有的家屬為避免打擾周遭鄰居，就直接在火葬場進行送別，在家中只是設靈堂擺個遺像而已，總之不同家屬各有考量，不能說誰對或者誰錯，只是個選擇問題。

不過，在樓房上設靈堂“擺棺材”，就算風俗本身沒問題，周遭鄰居不介意，但家屬本身在處理上也會顯得較為辛苦。所以，從風俗的更迭上而言，在大城市辦喪事，還是儘量從簡一些較好，如果空間條件方便，不影響周遭鄰里的正常生活，可以適當考慮。但要是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別人，還是儘量避免不必要的尷尬。

從這一點上，也就能理解，為何在社交媒體上，會有不少人覺得家屬處理的不得當。當然，並非說人們不尊重風俗本身，而是覺得這樣做很折騰。我們很清楚的能想到，一個棺材被抬到十七樓，安放逝者後，再被抬下十七樓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所以，出現一些人批評家屬的意見，似乎也是情理之中。

當然，除卻批評家屬的意見外，更多的言論集中在批評“張貼告示的鄰居”一面。人們普遍認為，每一個人都值得尊重，人總有過世的一天，“逝者禁止乘電梯”這種提法著實“不正確”。這種邏輯實際上屬於很文明、很現代的認知，它本身只關乎生命尊嚴，與風俗等意識無關。

只可惜，在現實生活中，一些人對於喪事本身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特別的忌諱。某種層面上，他（她）們也不是不尊重逝者，只是在死亡的認知上，相對神秘一些。所以，就會產生一些較為偏見的論斷，並且要求他（她）人也如此。

某種意義上而言，這種偏見並非少數個體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性的偏見。它需要時間的沉澱，風俗的更迭才能有所改觀。常見的比如“凶宅”、“兇車”，雖然從無神論角度而言，並不影響之後人們的居住或使用，但作為後來的使用者，還是會有一定程度上的介意。

而這些在“凶宅”、“兇車”的交易中就體現的比較突出，多數情況下肯定會貶值，甚至會出現沒人要的情況。當然，這也不是說，人們就一定不尊重逝者，而是作為大多數人而言，在沒有經過專業的心理訓練，是很難一下子接納的。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凡是與逝者有關的職業，比如入殮師，火化師，人們都會覺得他（她）們與眾不同，這其實與尊重不尊重無關，只是一種認知上的偏見而已。甚至，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哪怕是很親近的人去世，親屬有時候也會感到莫名的恐懼，這些實際上都是很正常的表現。

死亡雖然不陌生，但是在大多數人的認知中，因面對的頻次相對較低，自然還是感覺較為陌生，而陌生勢必就會帶來些許恐懼和偏見。而這種偏見的強度走勢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基本上是一致的。如同水面上泛開的漣漪一般，由逝者延伸開去，一圈一圈，按離自己距離的遠近來劃分偏見和恐懼。

而這似乎就是“張貼告示鄰居”內心的基本邏輯。事實上，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是，狹小空間的共用問題。如果是在路上“抬棺材”，似乎就沒有人會介意。但因電梯空間狹小，一些人受恐怖小說或恐怖電影的影響，就會不免產生一定的恐懼感，因為日常的記憶是聯想的主要物料。

所以，就觸動鄰居作出不得當的“禁令”來講，這本身反映出“現代文明”與“古老風俗”的對抗，它們需要時間來和解，更需要彼此寬容和接納。很多時候，所謂的尊嚴，不是誰得勢誰就贏下格局，而是能否共融並存，才能擁抱更多尊嚴。說到底，能否讓異見和異俗在自己的周圍共存，或許才是這件事帶給我們新的思考與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