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農村基層地區的“無事酒”盛行之風，加以適當的引導，是一件讓人拍手稱快的事。這是因為幾近氾濫化的辦酒之風，在加劇民眾負擔的同時，也為非理性攀比的社會風氣推波助瀾。這個問題需要干預，早有共識，可到底該如何幹預，卻往往衍生出一些變味的現象。息烽縣將違規辦酒與惠民補助和子女入學、公務員考試聯絡在一起，顯然有用力過猛之嫌。

要知道，惠民補助的發放及村民子女入學、公考資格，這些都是由明確的規定和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它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地方釋出一個規範和整治濫辦酒席的紅標頭檔案，就將之與違規辦酒繫結在一起，顯然於法無據。也就是說，暫且不論此規定是否有效，它的合法性也面臨疑問。對此，當地有關部門應該及時啟動相應的合法性審查，不能讓這樣有違法嫌疑的政府檔案來“鬧笑話”。

事實上，僅在整治違規辦酒之風方面，近些年被曝光的有違法之嫌的政府檔案規定，就不在少數。如此前有媒體報道，一些地方對違規辦酒的村民取消低保、養老補貼，甚至搞“連坐”——“一家違規全村受罰”。此類做法，不僅未能有效遏制住違規辦酒的風氣，反倒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意識的不足，其帶來的負面影響甚至比濫辦酒席更大。

究其原因，還是在於一些地方未能真正理解現代治理的真正內涵。面對一些地方濫辦酒席的風氣，地方政府意識到需要干預，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現代治理，首先應該保持程式與目的的自洽，不能因為濫辦酒席的風氣需要“治”，就可以忽視程式的正當性。對於不良的酒席之風，在行政干預上，本就應該有針對性地作出適當、適度的應對，而不是“鬍子眉毛一把抓”、“一刀切”。

比如，一些公職人員大操大辦酒席，這就不僅僅是“民俗”範疇的事，還關係到紀律甚至法律的問題。像近些年，一些落馬官員的通報中，就有利用辦酒席的機會，拉攏關係、斂財的細節。對此類現象，不僅應該及時干預，更應該依據紀律規定予以嚴肅查處，涉嫌違法的，還應追究法律責任。對普通民眾來說，辦不辦、如何辦酒席，終究只是“私事”，只要未違反法律規定，就都屬於“即可為”的範疇。那麼，地方政府的干預，就只能從倡導、引導的角度出發，而不能動輒越界以行政命令來強制約束。

一些地方政府，一旦發現需要“管”的現象，就條件反射地想到“一刀切”立規，不僅是法治意識缺陷，也未嘗不是一種懶政。因為現實中，要達到某種善治，並不是除了行政命令就別無他法。比如，不少地方目前已經在探索利用村規民約對基層的辦酒之風進行引導。如一些地方基層成立了紅白理事會，在徵求民意的基礎上，分別制定章程，倡導從新從簡辦理紅白喜事。這樣的規定看似“溫和”，也未必能像行政命令那般“立竿見影”，但卻因為是基於村民自治，不僅合理合法，而且更具有自省、自覺的價值，其長遠效果要好得多。

說到底，政府部門出臺任何的治理舉措，首先都要守住法律邊界。移風易俗，政府部門可以發揮作用，卻不能“蠻幹”。這方面，在平墳、殯葬改革等領域，多地都已經有過深刻教訓，遏制濫辦酒席之風，切勿再重蹈覆轍。司法部門對於一些有違法之嫌的地方做法和規定，也應該及時亮明態度，而不是“睜隻眼閉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