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東南亞各國吸引了各種投資人的眼球，在浩瀚的大洋之間，有個富庶的國家受到眾人的青睞——汶萊。汶萊古稱渤泥，在馬來語中是和平之邦的意思，那麼國家的發展狀況和名字是名副其實，進入汶萊就像進入了阿拉丁神話中的國度一樣，金碧輝煌的皇家建築，彬彬有禮的伊斯蘭教國民，富庶的百姓生活……實際上汶萊在1984年才正式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走向獨立，並且伴隨著石油天然氣的發現又引來世界大國的注意，奇特的是

它既沒有像拉美國家一樣陷入去殖民化時代的貧窮困境，也沒有像阿拉伯國家因為資源問題發生動盪，反而隨著自己的獨特發展，實現了富足神話。

那麼它是如何做到從殖民國脫離，短短二十年創造如今的輝煌呢？

民族意識有多強大，去除殖民惡根的決心就有多強大

隨著15世紀國力的日益強盛，汶萊的本地區成為當時頗具主導地位的伊斯蘭國家和伊斯蘭教宣傳中心，加上具有相當強的軍事力量和在通往“香料群島”貿易通道的戰略地位，汶萊在貿易往來中不可避免地要和歐洲入侵者們打交道。後來英國殖民者早就想在婆羅洲一代為其與中國的遠洋貿易尋找一箇中轉站，所以18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專門派人到這一帶活動，不久之後便把目標投向了汶萊；

在英國的殖民壓迫下覺悟：“保護國”也靠不住

1838年，由於汶萊王國管控的沙撈越爆發起義，英國人終於找到插足汶萊本土的機會，因為這次起義是汶萊朝廷派往沙撈越的省督殘酷地剝削當地民眾，引發了民眾的抗議，沒想到汶萊多次派兵鎮壓未能奏效，試圖藉助外力打敗起義者。英國人的出現就像大救星，雙方各取所需，汶萊終於一步步淪為了英國的“保護國”。

英國不斷的侵入汶萊的內政和貿易經濟，到了1847年，汶萊和英國簽署了《英國汶萊友好通商條約》，也就如同當年的清朝一樣，汶萊從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變成了受英國支配的半殖民地。

但是汶萊變為英國的“保護國”後，其領土完整沒有真正得到保護，特別是林夢地區很快又成了英國人肢解的目標。

除此之外，正是因為和英國簽了保護協定，汶萊的對外關係由英國政府代管，其中協議的一項是把沙撈越和沙巴列為和汶萊打交道的“外國”，汶萊才被迫明確承認與兩地的分離，造成今天的萎縮格局，看來這個保護國也是相當的不靠譜，反倒成了“惡根”。

加上1903年汶萊發現了石油，這使得汶萊的地位陡然上升，英國政府向其施加的壓力越來越深，從土地的割讓，國家的分裂再轉戰到資源的掠奪，汶萊人民終於忍無可忍。

伴隨著二戰的開啟，太平洋上的霸權轉移，對汶萊的控制在短暫轉移到日本人手中後又迴歸到英國人的“保護”下。但是二戰一結束，東南亞各國就紛紛掀起獨立鬥爭，汶萊也受到影響，人民開始覺醒，要求擺脫英國人的控制，恢復國家主權和尊嚴。

民族主義的誕生，催生出獨立意識

二戰在改變西方大國實力對比的同時，也使殖民地的形式發生了與時俱進的變化，

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汶萊人民黨的興起，它既屬於汶萊中產階級發展的表現，又是汶萊民族獨立意識不斷高漲的標誌。

實際上早在30年代初期，由彭吉蘭·尤素福和英奇·薩利赫等建立的汶萊青年運動就反應了汶萊的民族呼聲。日本佔領期間，該組織就曾站出來反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在日本被打敗後，這些民族主義者似乎看到了掌控自身命運的希望。這種潛在的萌芽得到進一步深化便是20年後，一些汶萊人試圖建立汶萊電影製片公司進行民族獨立意識傳播，說明這個時期的覺悟已經相當高，當然這裡面的宣傳方式受到了大洋彼岸的影響。

汶萊人民黨的成立讓汶萊的政治前途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英國殖民當局調整對汶萊政策的步伐。殖民撤退本身也是基於二戰後英國從太平洋區域收縮霸權的計劃，但是當時英國還試圖緩慢的退步。所以1957年，

英國駐沙撈越和沙巴兩地的總督正式提出建立聯邦，也就是著名的“婆羅洲聯邦計劃”：要求三地各自保留財政收支的獨立性，但是得由聯邦中央（英國）控制治安、防務和外交關係，這顯然和之前的半殖民性質沒什麼兩樣。

很顯然，婆羅洲聯邦計劃根本不能滿足汶萊民族主義的需要，這換湯不換藥的計劃本身就是在保護英國人的利益。不出所料，汶萊政府和人民集體反對，獨立運動越發激烈，英國招架不住這種日益高漲的情緒，只得選擇妥協。汶萊和英國在談判桌上週旋了近30年，其中也不乏武裝鬥爭，最終仍舊是靠著民族獨立意識支撐，取在1978年獲得了獨立自主的資格。

重返獨特君主政體，剔除殖民政府體制留下的惡根

1984年1月，汶萊經歷了英國長達96年之久的“保護”之後，終於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

經過20年的經濟建設，汶萊成為東南亞富有的國家，而它在政治上實行君主掌權的威權體制，這在整個東南亞都是較為獨特的，甚至在英國聯邦國家中也不多見。

君主立憲制本就源自英國，它的核心內容是透過立法來限制君權，從而在憲法上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在海外殖民擴張中，英國就有意識的將自己的政治體制移植到殖民地社會中，但是對於但是一個長期由蘇丹統治的汶萊來說，英國對它的政治影響還是受到了傳統勢力極大限度的掣肘。

雖然在形式上可以看到英國政治體制各方面的痕跡，但它本質還是體現了汶萊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

不要議會和多黨，要傳統體制

其實在汶萊獨立之初，英國曾經勸說汶萊蘇丹採取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但是汶萊接下來的選擇逐漸讓英國放棄了這一想法。因為英國主張的議會民主制度是以多黨制為支撐的，議會只不過是為多黨參與國家管理提供磋商、辯論和合作平臺，然而在汶萊，獨特的君主政體就限制了政黨的生存和發展，正如塞繆爾·亨廷頓所說：“一個親政的君主不可避免地會把政黨看成分裂勢力，不是對他的權威形成威脅，就是是他統一國家和實行現代化的努力大大複雜化”。

汶萊後來的政治發展恰恰就印證了這一點，在爭取獨立運動期間，為了儘早的擺脫英國殖民統治，贏得民族獨立，汶萊曾經出現過政黨，譬如人民黨，對於獨立時期的推動力度毋庸置疑，但是一旦實現民族獨立，人民黨就受到了抵制，汶萊仍舊選擇迴歸符合自己歷史性質和大環境的獨特君主政體。

“馬來伊斯蘭君主制”的深耕

汶萊的政治體制主要依賴於國家的成文憲法和馬來伊斯蘭君主制的傳統。所謂的“馬來伊斯蘭君主制”是現代是現代汶萊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作為汶萊建國的基本政策和社會執行機制，“馬來伊斯蘭君主制”具有如下含義：汶萊國是一個緊密團結在伊斯蘭教與蘇丹周圍，並以蘇丹作為國家最高統帥的馬來國家。

因此，馬來、伊斯蘭與君主成為構成這一獨特體制的三個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三者含義有別，卻相互作用、相互補充，構成汶萊獨特的社會機制。

這種獨特的政體嚴格限定了汶萊的基本社會生活方式，即

汶萊國家應始終維護和沿襲傳統的馬來文化與習俗，汶萊的馬來族享有不可置疑的特權；整個國家是單一的馬來民族國家。

汶萊規定：除信仰伊斯蘭教的馬來人之外，其他人沒有資格被任命為部長和副部長。在汶萊社會中，實際上仍存在華族、印度族及其他土著民族，但他們當中僅有個別人可得到蘇丹的賜封，並作為蘇丹政府的代表領導和管理本民族的事務。

宗教與政治的關聯性，足以徹底擺脫殖民政府體制衝擊

自汶萊第一世蘇丹確立了伊斯蘭教在汶萊的地位之後，它一直作為汶萊的國教維護其君主制的統治。

“伊斯蘭”在維護汶萊國家正常執行方面發揮了主導作用，它是汶萊社會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準則，甚至成為一些行為規範的法律基礎。

在汶萊，雖存在其他宗教，但其信仰人數、發展程度較伊斯蘭教相去甚遠，政府亦不鼓勵它們的存在和發展。這一點，從汶萊人日常穿著、飲食習慣以及大街小巷風格迥異的清真寺即可略見一斑。

汶萊君主制的出現甚至早於伊斯蘭教在該國的傳播與確立，早在印度教盛行時期，君主制已成為汶萊的基本統治制度；只是在伊斯蘭教確立之後，君主改稱蘇丹，其權力也更加廣泛，即蘇丹作為民族、精神、傳統習俗和宗教領袖，以及現代汶萊社會的最高行政長官，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全體人民將統治權交予他，並應該效忠和服從他，所說有點獨裁的性質，但是對於汶萊日後的發展方向和適時的抉擇，有著核心的動力。

所以君主制的存在，一方面保障了馬來人和伊斯蘭教在國家生活中享有的特殊權利和地位，另一面對於國民的凝聚性非常高。因為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東南亞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汶萊蘇丹的宗教信仰也越發虔誠，他極力

宣傳“伊斯蘭君主政治思想”，把忠君和伊斯蘭教精神結合在一起，汶萊人民心中對於這兩個準則的信奉力度極強，因此也就抵制住了西方自由化思想對汶萊社會的衝擊和伊斯蘭極端思想的影響。

與時俱進的汶萊，富足的袖珍之國

汶萊自從獨立以來，經過實施8個發展計劃，社會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一方面徹底擺脫了英國的殖民劣根，不像它留在其他殖民土地上的噩夢那樣。

幸運的是汶萊的石油發現的比較晚，已經在二戰後期英國準備從太平洋撤退，加上當時的開採技術不足，因此所謂的殖民地資源瘋狂掠奪荼毒沒有落到汶萊頭上；我們試想如果汶萊的資源就像拉美的資源一樣，能夠早期開發和運輸，那麼汶萊或許會走上“拉美之殤”的困境。

在發現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後，汶萊變成了“東方科威特”，也成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慶幸的獨特的君主政體再次彰顯優勢，因為

汶萊政府奉行的平衡預算政策，把控住了財政和國際收支，把國家打造成了一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幸福國度，其中公共設施和福利配置，在全球也是罕見的，使得汶萊人民的幸福感飆升。

這些創舉不僅成了英屬殖民地國家獨立後的一枝獨秀，甚至在世界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獨特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