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 ，是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一起系列恐怖襲擊事件，是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最為嚴重的恐怖攻擊行動，遇難者總數高達2996人，其他損失不計其數。

《多樣性團隊》，作者是馬修·薩伊德，譯者是季麗婷，本書中文版是2021年出版。

這本書提到美國中情局(CIA)應對“9·11事件” 不力的關鍵，是中情局(CIA)招聘人員的標準單一化，導致中情局(CIA)的人員構成過於同質化，造成了集體盲點和缺陷，導致集體失明，忽略了“9·11事件”前的一系列的指向恐怖襲擊的線索和資訊，最後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失敗。

這看上去有點危言聳聽，我一開始看到這個研究也覺得放大了招聘失誤的影響，後來讀完這本書後，我想到之前讀過一本書，提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招聘標準問題，最後翻出來是《最佳獵頭的秘密》這本書，作者是喬治·安德斯，書上顯示出版社的最早日期是2012年4月份，我推斷加上翻譯的時間，英文版原書出版的時間應該在2011年9月份恐怖事件發生的前面，這本書提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招聘探員標準單一化的問題，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從1924年到1999年長達75年的研究。

由此，我覺得人才招聘標準的單一化和僵化，甚至錯誤，確實將給組織帶來致命的缺陷。

以下是摘自《多樣化團隊》一書的部分片段：

對於中情局和他們的辯護者來說，“9·11事件” 不能歸結於情報的收集和分析不力，而是因為情勢過於複雜。爭論從未停歇：一方堅稱情報機構錯過了極其明顯的警告，另一方則認為中情局已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畢竟人人都知道提前發現這類陰謀有多難。

但也有少數人提出，雙方的論斷有可能都是錯誤的。

自成立以來，中情局在招聘人員時就力求萬里挑一。候選的情報分析師不僅要經歷嚴苛的背景調查、測謊、財務和信用審查，還要接受一系列心理和醫療檢查。所以說，中情局僱的人一定是出類拔萃的。

“候選人要經過兩項類似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AT）的測驗：一是考查智力，二是考查心理狀況。”一位中情局資深人士透露說，“這輪測試後，成績不是遙遙領先的人都會被淘汰掉。我申請哪年，入選比例大概是20000人裡錄取1人。中情局說自己是在萬里挑一，這一點都不擴張。”

不難發現，被錄取的佼佼者們都有很大的相似性：

他們都是白種人、男性、央格魯—撒克遜人、美國新教徒。

這其實是招聘中很常見的“同質趨向”現象：人們總是傾向於僱傭那些外表和思維方式都接近自己的人。

這很容易理解，人們總是希望身邊的人面對外在事物時，與自己有相似的看法、見解和信仰。

在對中情局的一份研究中，米洛·瓊斯和菲利普·西爾伯扎恩這麼寫到：“1947年至2001年間，中情局的身份文化首次表現出一個持續性的特徵，那就是（相對美國和全球而言）他們的人員在種族、性別和階層上高度同質化”。

下面是一位總督察在僱傭問題上的重要發現：1964年，國家情報評估局（中情局的一個分支）中沒有黑人、猶太人或女性員工，並且只有少數天主教徒。

獲得過普利策獎的記者蒂姆·韋納在《灰燼的遺產》一書中援引中情局局長羅伯特·蓋茨的話說：“中情局越來越不願意僱傭有點不同的人、古怪的人、穿西裝打領帶不好看的人，以及沙盒遊戲玩不好的人。”

一些政府官員也意識到了中情局的同質化問題，並且提出了異議。

然而中情局的內部人士似乎總握著一個黃金標準：選用人員向來以能力為先，任何對這一優先順序的削弱都會威脅到國家安全。

在國家安全面前，中情局絕不容許將政治正確性置於安全之上。

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非此即彼的兩分法，實則是錯誤且危險的。

1996年8月23日，奧薩馬·本·拉登在阿富汗托拉博拉的一個山洞裡向美國宣戰。錄影畫面裡是一個鬍子及胸的男人，他衣著簡單，外面罩著一件戰服。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後來發生的事件，回過頭來再聽他的宣戰宣告，無疑會感到驚悚。但當時，來自美國頭部情報機構的一位內部人士這樣描述中情局對這段影片的看法：“他們不相信這個鬍子拉碴、蹲在篝火旁的高個子男人會構成什麼威脅。”

當時，相當一部分的中情局工作人員都認為本·拉登看起來很原始，對像美國這樣的科技巨頭來說構不成什麼威脅。理查德·霍爾布魯克是克林頓總統任期內的一位高階官員，他表達出疑惑：“一個住在山洞裡的人，他的情報能力怎麼會超過全球頂尖的資訊大國？”另一位熟悉中情局的專家稱：“由於這傢伙住在一個山洞裡，中情局無論如何也找不出理由投入資源去深入調查他和他的‘基地’組織。”

其實，本·拉登之所以穿著極為簡樸的衣服，舉手投足在西方人眼裡也顯得很原始，是因為他正代表著“先知”，這些表現在某些人看來極其神聖，極大地強化了本·拉登的威望和影響力。

正如勞倫斯·賴特在普利策獎獲獎著作《塔影蜃樓》中所說的那樣，本·拉登精心策劃了整個行動，他的“形象”是有特殊含義的形象，而且可以迷惑不懂的人。

至於洞穴，它有著更為深層的象徵意義。穆罕默德從麥加成功脫身後，就是在一個山洞裡避難。他所在的洞穴被一系列神聖的阻隔物包圍起來——一棵原地生長出來、遮住入口的相思樹，一些神奇的蜘蛛網和鴿子蛋，追兵因此認為洞穴裡空無一人。

所以山洞本身就帶著光環，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本·拉登把自己幻化成“先知”，這個山洞就是他做對外宣傳時的有利背景。正如一位學者和情報專家所說：“本·拉登所做的是戰略性部署。”勞倫斯·賴特則說：“這是本·拉登天才般的公關技巧的產物。

本·拉登傳達的資訊鏗鏘有力、效果顯著，但只有擁有內部視角的人才讀得懂，很多人都受到了強烈觸動。他的追隨者迅速擴充套件到2萬人之多，他們在1996年至2000年間接受了集中培訓，且大部分人都受過大學教育（工程學居多），很多人可以說五六國語言，後來成為“基地”組織炭疽研究人員之一的雅茲德·蘇法就擁有薩克拉門託加州州立大學的化學和實驗科學學位。

危險訊號已經呈井噴狀態，但中情局的內部考量卻認為這算不上什麼大事。中情局配備有最聰明、最優秀的人員，這些人的職責就是分析威脅，並就威脅的輕重緩急進行排序。然而，“基地”組織的名字排得非常靠後，這倒不是因為情報人員沒有盡力做好分析，而是他們無法將看到的事實關聯起來。

米洛·瓊斯和菲利普·西爾伯扎恩在《構建卡桑德拉》一文中寫道：“有經驗的情報工作者由於文化差異的關係低估了威脅。”一位學者和情報專家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中情局無法察覺危險，是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有一個認知黑洞。”

中情局始終沒有發現危險已經迫在眉睫。我們要探究的問題：不僅僅是中情局在2001年秋季沒能將線索串聯起來並最終看破陰謀，更是整個情報體系的結構性潰敗。集體協作的目的是擴大和加深理解，但中情局的人員構成過於同質化，以至於創造出了一個巨大的集體盲點。

2000年7月，穆罕默德·阿塔和馬爾萬謝赫希從歐洲飛抵佛羅里達，人學哈夫曼航空飛行訓練學校，開始進行訓練。與此同時，齊亞德·賈拉開始了他在佛羅里達飛行訓練中心的學習，他被學校的老師讚譽為“完美學員”。哈尼·漢約也在亞利桑那州接受著高階模擬機培訓。“終局”即將到來。

1998年，一份提交給總統的每日簡報中就提到過本·拉登劫持飛機的打算、但沒有討論自殺式襲擊的可能性。其實所有的點都已經呈現在畫面上了，但還需要一個多元化的團隊將它們連線成一幅“陰謀”地圖。

時至2001年夏天，襲擊計劃已醞釀成熟，19名劫機者都已抵達美國境內。

與此同時，中情局高階官員保羅·皮勒（白人，中年，畢業於常春藤盟校）卻一再低估發生重大恐襲的可能。“有人提出，應該重新定義現階段下的反恐任務，需要準備應對所謂’災難性’‘大規模’或者’空前可怕’的恐怖主義行動，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他說，“事實上，目前美國面臨的恐怖主義威脅，或者大部分反恐支出的類項，都與這幾個標籤沒什麼關係。”

深究來看，中情局不是在研究細節的時候出了紕漏，而是在全域性觀方面存在問題。正如一位情報專家所說：“這倒不是某幾份情報報告，或者具體政策上的問題；這是在認知層面，對一起歷史事件的深層次誤判。”

米洛·瓊斯和菲利普·西爾伯扎恩推測，本·拉登“很可能”已經知道美國情報系統存在“黑洞”。因為9月9日，也就是襲擊發生前48小時，他竟“有膽量打電話給在敘利亞的母親，並一五一十告知‘兩天後，你將聽到一個大新聞，之後我會和你斷聯一段時間”。然而情報機構用於調查“基地”組織的資源非常有限、他們雖然攔截了這通電話，但從攔截到解釋分析竟用了72小時之久。等到他們真正開始研究這段電話錄音的內容時已為時過晚。

9月11日上午5時穆罕默德·阿塔在波特蘭機場的旅館起床。他剃了鬍子，收拾好東西，與室友阿卜杜勒阿齊茲·奧馬利一起下樓去前臺退房。早上5時33分，他們把房間鑰匙交還給前臺，坐上一輛藍色的日系轎車。幾分鐘後、他們開始辦理飛往波士頓的美國航空公司5930次航班的登機手續，之後轉乘美國航空公司11次航班飛往洛杉磯。

幾乎在同一時間，瓦利德和懷爾·謝里從波士頓郊區牛頓鎮的帕克酒店432房間退房。前往洛根國際機場與穆罕默德·阿塔會合。艾哈邁德和哈姆扎·阿爾·加姆迪帶著兩張聯合航空175次航班的頭等艙機票出發前往機場。其他劫機者也都開始行動。

沒有一名劫機者被安保人員攔下，因為機場方面根本沒有接到任何威脅警報。劫機者甚至被允許攜帶長達4英寸的刀具進入機艙，因為情報人員根本想不到，正是靠著這些刀具，劫機者就把噴氣式客機變成了致命的炸彈。

前兩架飛機是在早上8時左右起飛的。8時15分、波士頓空中交通管制中心的空管員發現異常：美國航空公司11次航班偏離航道、經由馬薩諸塞州伍斯特上空向左飛去，而它本應該轉向南邊。8時22分、飛機的應答器停止發出訊號。6分鐘後，飛機陡然傾斜，彷彿要一頭衝向哈德遜河谷。8時43分、飛機以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掠過喬治·華盛頓大橋。

很快，它就如同一枚子彈般穿入了雙子塔的北塔。

那些抨擊美國情報體系的人說得一點沒錯，“9·11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中情局因不夠多元化而造成了感知盲點，這只是我們分析出來的原因之一，但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員構成的同質化在很大程度上擊垮了世界上最高尖端的情報機構。這一分析也帶來了全新洞見，那就是換一個人員構成更加多元化的情報組織，它對於“基地”組織能造成的威脅，甚至對全世界方方面面的其他危險都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我們不難想象，融合不同的參照框架，使用不同的視角組合，將能創造出一個更全面、更細緻、更強有力的“綜合體”。

中情局中有相當高比例的工作人員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他們幾乎從沒經歷過經濟困難，沒有被人疏遠過，沒見識過極端主義，沒有目睹過某些早期跡象最終演變成激進行為的全過程，也沒有過其他可以真正為情報工作提供重要見解的類似經歷。可以說，他們中的每一個人，要是擺在一支多元化的團隊當中，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組合成一個群體的時候確實存在缺陷，因為他們的參照框架高度重疊。這絕對不是在批評作為白人、新教徒的美國男性，我認為，正是由於被安排在一個缺乏多樣性的團隊裡，才導致這些人的才華遭到埋沒。

最直擊要害的一段證詞來自中情局內部。前副局長卡門·梅迪娜是當初為數不多的進入中情局高層的女性之一，她在總部工作的32年裡，一直呼籲改善人員結構，提高多樣性，但大多徒勞無功。在2017年的一次專訪中，她做了一段十分精彩的陳詞，可以說直擊這起美國曆史上最大情報失利案的腑臟：

中情局尚未實現自己的多元化目標。如果美國國防安全機構中幾乎所有人的世界觀都趨於一致，那麼我們從何處入手，去理解我們的對手及預判他們的行為？所以，我認為情報界必須要理解、吸收更多不同的觀點和視角。”

或許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即使中情局嗅到了危險訊號，並準備對基地組織實施滲透行動，他們也很難達成目標。為什麼？因為他們的特工團隊也同樣缺乏多樣性。

情報專家米洛·瓊斯指出，中情局裡幾乎沒幾個分析師能夠聽說讀寫漢語、韓語、印地語、烏爾都語、波斯語或阿拉伯語，而講這些語言的人佔到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根據學者艾米·澤加特的說法，2001年畢業的秘密特工班中，只有20%的人能流利地講出非羅馬語系的語言。直到1998年，中情局裡還沒有一個辦案官員能說普什圖語（阿富汗的主要語言之一）。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的數十年裡，美國政府苦心開發出不少專門針對突然襲擊的檢測及預警方法，但與其說這些方法不奏效，倒不如說根本沒有被真正啟用過。”可以這麼說，全世界人力成本最高昂的情報機構從來就沒有脫離它的起點。

這或許也是中情局的最大悲劇。米洛·瓊斯指出，中情局的整個歷史都在重複“9·11事件”的軌跡。我與瓊斯在倫敦會面時他說到，每一次這樣的失利都可以直接且無可辯駁地歸因到情報機構存在感知盲點這一事實。在這場激烈的長期辯論戰中，無論是支援還是抨擊情報機構的陣營，都忽視了其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批評者認為事後看來威脅顯而易見，這沒錯。支持者稱中情經僱傭了頂尖人才，這樣的威脅本就很難發現，這也無可厚非。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位情報分析師都不應該成為這起事件的“替罪羊”。

他們沒有懈怠，沒有在工作時睡大覺，也沒有翫忽職守、通常用來形容表現不佳的負面詞彙不應該用來形容他們。他們也不缺洞察力、愛國主義精神和職業道德。事實上，沒有一個情報分析員缺少任何東西。只有當他們匯聚成一個組織的時候，缺失的那一塊才會顯現出來。

中情局的問題就在於:個人感知到位，但集體失明。也正是在這個悖論的交叉點上，我們看到了團隊多樣性的必要性。

# 個人感悟 #

1、招聘是組織的人才入口，人才招聘的標準、方式、精準度等都將影響組織的活力，甚至給組織帶來致命的缺陷。

2、面對未來更復雜的商業環境，組織必須將團隊人才的多樣性作為最重要的課題。

3、《多樣性團隊》一書對人才多樣化研究很有深度，案例鮮活，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