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與日本之間雖有通商貿易和文化交往，但當時採取的基本是閉關政策，除官方進行的“朝貢貿易”外，不許民間岀海貿易。到了明中葉嘉靖時，因倭寇猖獗，明朝政府更推行嚴厲的海禁政策。 嘉靖二年（1523年）發生“爭貢之役”，明朝政府便加強海禁。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嚴定律例，凡“番夷貢舡官未報視，而先迎販私貨者”，或“私代番夷收買禁物者”，或“攬造違式海舡，私鬻番夷者”，都要從重論罪。嘉靖四年八月，又下令“海舡，但雙桅者，即捕之，所載即非番物，以番物論，俱發戍邊衛”。

嘉靖八年十二月，又“出給榜文，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積番貨，以為窩主，勢豪違禁大船，悉報官拆毀，以杜後患，違者一體重治”。嘉靖十二年（1533年）九月，又下令“一切違禁大船，盡數毀之，自後沿海軍民私與賊市，其鄰舍不舉者連坐”。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朱紈任浙江巡撫兼提督浙閩海防軍務。他為了清海道防倭寇，“於是革渡船，嚴保甲，搜捕奸民”，不但禁止民間出海貿易，連下海捕魚等活動和沿海之間的交通也都被阻斷。

明朝政府原想用這種嚴厲的“海禁”政策來防止倭寇的侵擾，但推行的結果卻適得其反。因“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於是轉而為寇”。而東南沿海的農民、漁民“資衣食於海”，因“海禁太嚴，漁樵不通”，生活艱難，有的也就投向倭寇。所以，嘉靖二十年（1541年）後“海禁愈嚴，賊夥愈盛”。這樣，就造成“江南海驚，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的情形。 嘉靖時期的倭寇事件使明朝政府的一些官員認識到，“海禁”既不能限制私人海上貿易，也不能防止倭寇。“片板不許下海，艨艟鉅艦反蔽江而來；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因此，明朝政府中比較有遠見的人士主張開放海禁，發展海上貿易。認為“華夷同體，有無相通，實理勢之所必然。中國與夷各擅土產，故貿易難絕，利之所在，人必趨之”。 所以到明穆宗隆慶時，明朝政府就開始取消“海禁”，這就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繁榮和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