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嘉淦（1683年-1753年），山西興縣人，為官曆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直言敢諫而聞名。每逢朝中有需諫諍之事，大臣們便言：“得非孫公耶！”雖然有些文人相輕的嘲諷意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孫嘉淦直言極諫、不屈於上的個性。

孫嘉淦在翰林院擔任檢討時，就曾向雍正提出“親骨肉，停捐納，罷西兵”的建議。孫嘉淦的建議無疑戳到雍正的痛處，特別是“親骨肉”一議，在雍正看來，是最為敏感的事，無疑是變相指責自己，孫嘉淦提了出來，致使雍正震怒：“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同僚朱軾為其開脫：“嘉淦誠狂，然臣服其膽。”經朱軾勸說，雍正“亦服其膽”。孫嘉淦敢言眾臣所不言，實則是得到雍正賞識之人，也需要承認雍正的明君角色。

孫嘉淦在順時不得意忘形，在逆時也不沮喪挫敗。雍正十年（1732年），孫嘉淦因薦舉方從仁等有失，雍正說：“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而後赦免其死罪，令其到銀庫效力。雖然降為小吏，但孫嘉淦一如既往，盡職盡責，“權衡輕重，與吏卒雜坐，均勞苦”。孫嘉淦查核所計，賬幣全符，沒有絲毫贏絀。

孫嘉淦在任上主張親力親為，踏實勤務。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孫嘉淦開始擔任直隸總督。在直隸總督任上，孫嘉淦單為治河就連續八次上書，從治河人員的調動、治河方針的明確、治河舉措的實施等等，都有詳細的論述。而且孫嘉淦多次到治河工地，從勘察河流到查驗工程，都始終親自參與、親自指揮。

在民族觀上，孫嘉淦反對剿殺鎮壓，主張容苗自治。乾隆六年（1741年），孫嘉淦轉任湖廣總督。翌年，針對轄地少數苗民反抗一事，孫嘉淦呈上奏摺，辯白苗民之舉是事出有因，指出“歷來治苗之官，既無愛養之道，又乏約束之方。無事恣其侵漁，有事止於剿殺。剿殺之後，仍事侵漁。侵漁既久，勢必又至剿殺”。這樣往復下去，形成了惡性迴圈，是無法治理好苗族地區的。孫嘉淦認為，善為政者，宜因勢利導，因而主張讓苗族自我管理，“各寨用頭人為寨長”，各峒“取頭人所信服者為峒長，使各約束寨長而聽於縣令”，形成逐級管理、因其俗而利導的治理模式。

乾隆即位後，身為左都御史的孫嘉淦上疏勸諫，這篇奏疏就是被後世稱為“清代第一奏摺”的《三習一弊疏》。《三習一弊疏》對“耳習”“目習”“心習”作了細緻分析，論述了由“習”生“弊”的必然。

“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日復一日的頌揚會使皇帝“耳與譽化，非譽則逆”，“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此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畢恭畢敬的儀態導致“目與媚化，匪媚則觸”，“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驕傲自滿的心性，使得“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過”，“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便會生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在孫嘉淦看來，“三習一弊”是皇帝常犯的毛病，這種毛病，來源於至高無上的皇權所帶來的錯誤思想，而這種錯誤思想，最終將造成危及朝政的惡果。孫嘉淦希望乾隆正人先正身、治人先治己，根除“驕泰自是”之心，善於聽取不同意見，排除個人好惡，謹防耳目之習，明辨忠奸，舉賢而退不肖。

同朝為官的鄂爾泰曾對雍正說，“孫某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以百口保之”。可以說，在孫嘉淦身上仍然保留著傳統的“士”的影子，注重操守，諫言亦省己，他撰寫了《居官八約》——“事君篤而不顯，與人共而不驕，勢避其所爭，功藏於無名，事止於能去，言刪其無用，以守獨避人，以清費廉取”，意即對君王忠誠而不炫耀，對同僚尊重而不自傲，不爭權奪利，不追逐功名，辦事務求興利除弊，說話務求簡明扼要，慎獨不結黨，清廉不奢靡。老老實實做人，堂堂正正為官，《居官八約》也是今人處世的基本原則。（鮑家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