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市口行刑

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四，也就是1900年7月29日，八國聯軍步步逼近的北京城，一片喧譁紛亂。兩個身著官服的人被五花大綁，一路押解到菜市口臨時搭建起來的刑場。眼看者有砍人的活劇可以觀看，眾人馬上上前圍觀，“殺死賣國賊”的呼喊聲響成一片。一名囚犯看著陷人狂熱的民眾，仰天長嘆“愚昧誤國！”回答他的，卻是圍觀人群的鬨笑和嘲諷聲。隨著監斬官一聲令下，兩顆人頭落地。這位長嘆“愚昧誤國”的就是總理衙門大臣、晚清著名外交家許景澄。

許景澄

與虎謀皮的外交鬥士

許最澄於1845年出生於浙江嘉興，1868年，他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其從政之初，正值洋務運動勃然興起之時，許景澄廣泛借鑑西方先進思想，提出“爾後國家大勢必重邦交”主張。他關於中俄伊犁問題談判等國際事務的獨到見解，引起了時任總理衙門大臣文樣的關注，多次將他作為堪任駐外使節的人才進行推薦。

1880年，一個很好的機會出現在許景澄的面前，文祥推薦他出使日本。可惜的是，當時他父親去世，須丁憂守制而未能成行。1884年，許景澄丁憂結束，出便法、德、意、荷、奧五國，由此拉開了其外交生匯的帷幕。第二年，他又兼任生比利時公使，成為赫赫有名的“六國公使“。

中俄戰爭

1887年，因為母親去世，許景澄丁憂回國。3年後，他再度出使俄、德、奧、荷四國大臣，遷為內閣學士。很快，十分棘手的中俄帕米爾衝突擺在了他的面前。帕米爾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但1891年夏天，俄國打著“遊獵”的旗號，派出哥薩克偵察隊深入帕米爾，偵察地形地貌，四處樹立界樁。在許景澄抗議下，俄軍被迫撤兵。

第二年6月，俄國先是以撤軍作為中俄勘界的前提條件，逼迫清軍從帕米爾撤軍，隨後迅速派出俄軍進佔帕米爾，破壞清軍哨所等設施，侵佔了中國薩雷闊勒嶺以西兩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雙方軍隊沿嶺對峙。許景澄多次赴俄國外交部進行抗議，痛陳俄國越界、侵權、違約的事實，但俄國自恃佔據武力優勢，始終以各種理由拖延，拒絕從帕米爾退兵。在這種情況下，許景澄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光靠嘴皮子根本無法解決邊境問題，必須“辯論與兵力每相須而行”，提出了“出扎守邊”的對策，建議清政府在邊境上調兵遭將，嚴加戒備，及時回擊俄軍的越界行為。

戊戌變法

觸犯鳳顏的死諫忠臣

1898年，光緒皇帝發起變法維新運動，被慈禧太后鎮壓。此後，慈禧產生了廢除光緒帝、重新立儲的想法，但遭到了西方各國駐華公使的聯合反對，因而並未付諸行動。後來，在華北地區蓬勃發展的義和團運動，讓慈禧產生了藉助他們的力量來對抗西方的想法。1900年，在端王載漪、大學士徐桐、協辦大學士剛毅等頑固派的支援慫恿下，義和團打著“扶清滅洋”的旗號，向北京和天津進軍，進一步激發了中外矛盾。

西方各國多次要求清政府鎮壓義和團運動，但並未得到清政府的迴應。於是，1900年5月28日，英、美、法、德、俄、日、奧、意八國在各國駐華公使會議上，正式決定聯合出兵鎮壓義和團。

義和團

眼看著列強的腳步越來越近，從6月16日開始，驚慌失措的慈禧連續召開4次御前會議，商議對策。會上，主戰派主張慫恿義和團進攻使館，並向西方列強宣戰。而以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為代表的主和派，則提出中國國力屬弱，難以與列強聯軍對抗。他們堅決反對攻使館、殺使臣，認為這一舉動“中外皆無成案”，必將導致生靈塗炭的悲慘境地。焦急萬分的光緒，情急之下走下御座，拉著許景澄的手哭泣問計，結果惱怒了慈禧，當場嚴詞訓斥：“許景澄不得無禮！”

光緒帝

對義和團“法術”抱有幻想的慈禧，絲毫沒有聽進許景澄的建議。6月19日，慈禧要求許景澄給各國使館送交照會，讓他們限期出京。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前往總理衙門交涉，路上被清軍神機營射殺，進一步惡化了事態。21日，清政府發出一道沒有點出任何國家名字的宣戰書，決議與西方列強“一決雌雄”。22日， 慈禧還命人貼出獎賞生擒洋人的告示。受到極大鼓舞的義和團，發起了對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法國天主教堂的進攻，但久攻不下，遲遲未取得進展。

義和團運動

7月中旬，八國聯軍攻陷天津。眼看著形勢越來越嚴峻，許景澄、袁昶冒死聯名上奏《請保護使館折》《請嚴懲禍首折》，提出倚仗義和團攻打使館，“於千古之奇事，必釀成千古之奇災”。他倆死諫清廷保護使館、鎮壓拳民，以此避免“九廟震驚，兆民塗炭”的慘劇。為達這目標， 他們甘願被誅，“臣等雖死，當含笑入地”。就在這時，許、袁兩人寫給上海鐵路督辦盛宣懷和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兩封親筆信，被載漪截獲。信中，許景澄以悲憤的語氣，痛陳慈禧、載漪倚仗義和團民進攻使館、禍國殃民的罪行。載漪看後氣憤不已，著人上奏彈劾許、袁，慈禧當即批准捕殺二人。

7月28日一早，許景澄穿戴好官服，準備前往總理衙門，卻被慶親王奕劻以急事相邀的名義騙去了提督府，就此同袁昶一同關押。第二天，兩人被斬殺於菜市口，出現了文章開始的那一幕。慈禧為掩人耳目，待兩人死後才羅列了罪名：許，袁二人其罪在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時，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

許、袁二人的死，引發了當時內外人士的高度關法。有人議論說，兩人作為處理外務的大臣，絕不是朝廷的權力中樞，卻敢於仗義執言，堪你“舉國皆狂卿獨醒”。晚清重臣李鴻章則認為，“許、袁逮治，令人寒心”。 他們與同一時期被殺的兵部尚書徐用儀、兵都尚書立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聯元，合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辛丑條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著力主張為許景澄等人平反的，卻是攻破北京城的西方列強。1901 年簽署的《辛丑條約》，第二款第一條就明文寫道：“（五大臣）因上年力駁殊悖諸國義法極惡之罪被害，於西曆本年二月十三日，即中歷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上諭開原復官，以示昭雪。”當年，許景澄的靈柩被送回浙江安葬，路上出現了萬眾瞻仰的動人場面。

三忠祠

8年後，清政府追諡許景澄文肅，與同期被害的袁昶、徐用儀並稱“三忠”，並在杭州西湖建“三忠祠”加以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