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托馬斯·亨利·赫胥黎寫道：“人類一切問題的問題，隱藏在所有問題背後，而且比它們當中的任何一個都更有趣的這個問題，是確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及他與宇宙之間的關係。

赫胥黎

赫胥黎是有名的“達爾文鬥士”，他曾與極為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展開激烈的辯論，維護進化論。對於當時大多數的英國人來說，人類傲然屹立在造化的正中心；不僅太陽系是宇宙的中心，而且人類是上帝創造世界的最高成就，是上帝神聖傑作的巔峰。上帝就是按照他本人的模樣創造我們的。

面對宗教勢力的萬箭齊發，赫胥黎公然挑戰這一宗教正統觀念，捍衛達爾文理論，從而幫助我們更科學地認識了自己在生命之樹中的地位。今天，我們認識到，在科學巨匠當中，牛頓、愛因斯坦和達爾文在幫助確認我們在宇宙中的正確地位方面進行了艱辛的耕耘。

哥白尼

他們為確定人類在宇宙中的角色地位所做的工作，都對神學和哲學造成了衝擊，為此他們各自都極力作出了自己的解釋。在《原理》一書的結論中牛頓宣稱：“太陽、行星和彗星所構成最美麗的體系只可能出自於一個智慧和強大的生靈的指引和主導。”如果說，是牛頓發現了運動定律，那麼必然有一個神靈的存在，是它制定了這些定律。

愛因斯坦也相信存在著一個他所稱的“老傢伙”，但它並不干預人類事務。他的目標不是頌揚上帝，而是要“讀懂上帝的心思”。他常說：“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創造這個世界的。我所感興趣的，不是這種現象或那種現象我想知道上帝的心思。其他都屬於細枝末節。”對於自己對這些神學問題的濃厚興趣，愛因斯坦做出的結論性的解釋是：“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但是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

伽利略

但是達爾文對人類在宇宙中的角色問題上則是無可救藥的莫衷一是。雖然達爾文是公認的把人類從生物宇宙的中心寶座上拉下來的人，但是他在自己的自傳中寫道：“要把這個無限絕妙的宇宙，包括人類可以回顧過去以及遙想未來的能力都看成是盲目的偶然或必然結果，是極其困難的，甚至可以說是不可能的他曾私下對一個朋友說：“我的神學觀點完全是一塌糊塗。”

不幸的是，“確定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及其與宇宙的關係”也是充滿危險的尤其對於那些敢於挑戰佔統治地位的正統思想及僵化教條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尼古勞斯·哥白尼在1543年臨終之前寫下了其開創性著作《天體執行論》，這絕不是偶然的，因為這使他得以免受宗教裁判之苦。伽利略雖然受到了美第奇家族中強有力的保護者的長期庇護，但最終還是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梵蒂岡的震怒，因為他普及了一種儀器：望遠鏡它所揭示出來的宇宙與教會的信條截然不同。

科學、宗教和哲學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這的確是一劑猛藥，一觸即發。偉大的哲學家喬達諾·布魯諾由於拒絕放棄自己的信仰，認為上天有無窮數量的行星，蘊藏著無窮數量的生命體，1600年竟被在羅馬的街道上綁在火刑柱上燒死。

他寫道：“這樣，上帝的美德才得到弘揚，他的王國的偉大之處才得以昭示；他的榮耀不是因為一顆太陽，而是因為有無數的太陽；不是因為只有一個大地，一個世界，而是因為有千千萬萬，我要說，有無窮數量的世界。”伽利略和布魯諾的罪不在於他們敢於探究上天的法則：他們真正的罪在於他們把人類從我們在宇宙中心至高無上的寶座上拉下來。梵蒂岡過了350多年，直到1992年才向伽利略作了遲來的道歉。對布魯諾則始終不予道歉。

布魯諾被處以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