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靳扶梁

那時，北京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危機。本來，自１９２１年初起，在全國就湧起一股“窮”的浪潮。軍費積欠達八九個月之久，各省軍閥紛紛電催軍餉。由於不能按時發餉，兵變時有發生，變兵燒殺搶掠。各省軍閥因催款無著，便公然截留地方上的國稅，甚至扣留京漢路款，濫發省庫券，擅辦地方公債券等。這種情況愈演愈烈。

北京政府把希望寄託在向外國銀行的借款上。但是，向四國銀行團的借款卻付之東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滅了。１９２１年冬季，北京政府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鬧窮的風潮業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僱員，並進一步擴大。１１月１４日教育部部員舉行“同盟罷工”，其他各部部員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務幾乎不能進行。更有甚者，參謀部自動請求解散。許多部的長官也要求辭職。

陸軍總長蔡成勳、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董康等，面對部員索薪，無計可施，只得要求辭職。各省軍閥一面截留稅款，招兵買馬；一面卻用十萬火急、百萬火急的電報向北京政府催餉，暗含殺機。更為嚴重的是，日本人在華盛頓會議時期散佈五國共管中國財政的謠言，藉以破壞中國國內銀行的信用。因此，自１１月１６日起，北京、天津、漢口等處的中央銀行和交通銀行發生了擠兌風潮。

蔡成勳

靳雲鵬內閣在財政上遇到如此嚴重的危機，國內銀行團不僅坐視不救，且落井下石。國內銀行團掌握在舊交通系的手中，他們巴不得靳內閣因此倒臺。這給舊交通系倒閣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他們知道，倒閣必須取得大軍閥的支援，因此舊交通系的中堅分子葉恭綽秘密潛到瀋陽。他向張作霖獻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財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買交通銀行的股票。張作霖認為，此計甚妙。他們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資的方式控制交通銀行。張作霖提用東三省公款４００萬借予交通銀行，按月利息一分二釐，定期半年收回。密計商定後，張作霖於１２月１２日趕赴天津。當天，靳雲鵬也到了天津。他們二人聯名邀請曹錕來天津開會，商討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但曹錕聽信吳佩孚的勸告，不要過問北京政府的事，要沉下心來好好練兵，就託病沒有到天津去。

靳雲鵬

無奈，張作霖和靳雲鵬於１４日到了北京。張作霖表面上宣稱軍人不幹政，不過問內閣問題。但是，張作霖在會見徐世昌時，卻聲言靳內閣必須改組。這話正說到了徐世昌的心裡。靳雲鵬早就知道，徐世昌和曹錕不滿意他，還把希望寄託在親家張作霖的身上。現在，靳雲鵬才知道，親家張作霖也是反對他的。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靳雲鵬只得辭職了。於是，在１２月１７日，靳雲鵬內閣總辭職，靳回到了天津。第二天，徐世昌批准了靳辭職，派外交總長顏惠慶代理內閣總理。

但這不是張作霖的目的，張作霖是想要扶持梁士詒組閣。為此，徐世昌和張作霖再三邀請曹錕到北京來，商討下屆內閣問題。曹錕於１９日到了北京。張作霖拍著胸脯對曹說，他沒有個人野心，只是關心中央的財政問題，要和曹錕一起解決這個棘手的財政問題。接著，他就提出了讓梁士詒擔任內閣總理，由梁組閣。並竭力拉曹錕和他一起推薦梁士詒。

梁士詒

曹錕和吳佩孚都不滿意梁士詒。吳佩孚讓曹錕儘快離開北京，不要礙於情面受張作霖的利用。梁士詒也深知，不打通曹、吳這個關節，他這個總理是當不上的。作為交換條件，梁士詒表態，他上臺後會儘快解決直軍的欠餉問題。這個話傳到吳佩孚那裡，他信以為真，就不情願地說：“好，姑且讓他幹一下。”

就這樣，梁士詒於１２月２４日當上了內閣總理，２５日就職。其閣員如下：外交總長顏惠慶，內務總長高凌霨，財政總長張弧，陸軍總長鮑貴卿，海軍總長李鼎新，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黃炎培，農商總長齊耀珊，交通總長葉恭綽。這個內閣從表面上看，是直系和奉系、英美派和親日派相互妥協的產物，是個混合內閣。但是，國務總理梁士詒是以奉系軍閥為後臺的，因此，這個內閣其實質是一個親日的內閣。梁士詒上臺後，曹錕於１２月３１日回到保定，張作霖於１９２２年１月２日也離開了北京。張作霖以為這個內閣可以站住腳了。殊不知，有一個更大的倒梁風潮在等待著他。這是張作霖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