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曾經湮沒在塵埃中的書，它發黃的原著紙頁，透露出遼遠的歷史厚重感。

書的內容，反映的是處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近代中國。1898年3月6日，清政府與德國簽訂了《膠澳租借條約》。當其時，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受《法蘭克福報》指派，於當年4月10日從義大利熱亞那港出發，前往東方，對中國進行採訪。這一舉動，說明了當時的歐洲人急於想了解中國真實情況的心情。

戈德曼乘坐的德國“普魯士號”遠航機械船出發後，穿越地中海，經由埃及、蘇伊士運河、亞丁灣，遠航至東方的歐洲式新城——新加坡。

而後，他從香港登陸，經廣州、上海，一直深入到中國腹地，進行詳盡考察。途中，先後採訪了時任廣東總督秘書兼厘金局長王存善、上海道臺蔡鈞。從上海又沿長江乘船而下，在鎮江、漢口、武昌等地停留。他記下的目睹所見，披露了最初中國鐵路規劃過程中，歐洲列強資本競爭的內幕。

在漢口，戈德曼參觀了歐洲在中國內地建立的商業機構與修道院。在武昌，考察了湖廣總督張之洞所聘德國教官主持訓練的新式軍隊。在膠州灣的青島、威海、芝罘（煙臺）等地，深入探訪了剛剛納入德國租界的膠州地區。

其間，作者在煙臺與原清政府駐歐洲外交官陳季同相遇，這是一位曾在歐洲大力推廣中國文化的近代史重要人物。這次相遇，可謂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此行，戈德曼所見到的赫赫有名的中國近代史人物頗多，在天津他採訪了清政府的陸軍總領、直隸總督榮祿，在北京曾拜訪了剛剛下野的李鴻章。他的記載，對於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瞭解這些人物，頗有裨益。

保羅·戈德曼在中國的這段採訪記錄，觀察非常細微，從作者角度描述了他所見到的19世紀末中國的社會風貌。這本書中，透過他與清政府不同級別官員的互動，記錄下了清末官員與民間對改革和與列強合作的政治主張，客觀介紹了歐洲列強在中國的利益紛爭。尤為可貴的是，他在書中，對當時中國人民的勤勞、勇敢、智慧給予了高度肯定。他當時曾預言：上海會以數十年時間的努力，成為東方一座偉大的城市。這個預言，後來成為了當代中國的現實。

本書對於我們瞭解19世紀末的中國社會風貌，瞭解中國與歐洲列強經濟相融相斥的過程，瞭解中國民間信仰與歐洲宗教之間的矛盾，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特別要提到的是，這部書在近年的發現、翻譯、引進出版過程，也堪稱是一個傳奇。

保羅·戈德曼作為當時的一名德國記者，對中國是持友好態度的。但在這部書中，他以殖民統治者身份自居的部分表達方式，顯然是一種偏見，讀者還需持批判的立場去閱讀與理解。

我讀完這部書的翻譯稿之後，思緒久久不能平，為多災多難的古老中國終於擺脫了厄運，迎來今天全新的命運而感到振奮。

中國與世界，處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中，我們需要的是溝通的橋樑，要消除的是偏見的鴻溝。搶救翻譯這樣一部真實的史料著作，就是在搭建一座溝通的橋樑。

當年的溝通，今天還在持續。我們在為昨天感慨的時候，更要珍惜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