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來，在有些古典文學研究工作者中間，還流行著一種看法，這個看法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表達：凡是產生在元、清異族統治時期的作品，尤其是戲曲和小說，只要思想內容方面具有進步的傾向，就一定在裡面表現了民族思想。持這種說法的人，也往往是不對具體的作品進行具體的分析，只是憑著主觀上的猜測和想像，任意武斷，平空給作品貼上一個與它的內容不相符合的標籤。

舉例來說，王實甫的《西廂記》、馬致遠的雜劇、元曲中的包公戲、吳敬梓的《儒林外史》、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曹雪芹的《紅樓夢》、李汝珍的《鏡花緣》等等作品，在這些作者的筆下，都忽然一律變成了表現“民族思想“的作品。在異族統治的朝代裡，某些思想比較進步的有正義感的作家可能有民族思想，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作家寫出來的一切作品裡都一定有民族思想。

首先，作家的思想並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簡單，他們可能有民族思想，然而也還有其他許多思想成分。在他們所寫出的作品裡面，當然可以找到他們的思想的烙印，但是他們腦子裡的各種思想成分、並不一定完完全全都表現在他們的每一部作品裡。

其次，社會現象是錯綜複雜的，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文學作品在反映社會現象和社會生活的時候，可以從各種各樣的角度出發，可以選擇各種各樣的素材。有的作家可能把和民族思想有關的人物和事件寫進了他的作品以內，有的作家所寫的人物和事件卻也可能和民族思想毫無關係。一部作品有沒有民族思想，我們只能在作品本身裡面去考察，而不應該到作品之外去尋找。這並不是否認社會環境對文學作品的影響。

社會環境上存在著民族矛盾與民族鬥爭，某些文學作品會把這種社會現實作為題材而表現出來。可是在當時的社會上，並非除了民族矛盾與民族鬥爭以外，就什麼也都沒有了。既然還有別的矛盾，還有別的鬥爭，它們便有了作為某些作家的描寫物件的可能。我們要是沒有經過具體分析，就斷定產生於異族統治時代的作品，必然表現民族思想，那無疑是一種十分主觀主義的作法。

有人說，在異族統治的時代裡，民族壓迫非常厲害，有些作家為了避免砍頭的危險，不得不在作品裡隱晦曲折地表達他們的民族思想，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我們要細心地尋繹他們的作品裡的民族思想，不應該把它一筆抹殺。這種說法我們也可以來研究一下。就拿這些同志所愛舉的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來說吧。《聊齋志異》流傳到今天，獲得不少人的喜愛，主要是由於它的內容和藝術，而絕對不是由於其中隱晦曲折地表現了民族思想。我們今天來肯定《聊齋志異》，主要是肯定它用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里的生活。退一步說，就算《聊齋志異》可能隱晦曲折地表現了一點民族思想，那也不是它的主要內容。何況無論怎樣隱晦曲折，總還是應該能夠在作品裡找得出一些無可爭辯的跡象。而現在有些作者所講的“隱晦曲折”，卻實際上很多都是在作品裡連一點跡象也沒有，不過是他們自己的離奇的穿鑿附會的代名詞罷了。

《三國志演義》不是出現在異族統治時代的作品，而且它裡面沒有一點民族思想的影子，十分出人意外地，也被認為是一部表現了民族思想的作品，而且其中的民族思想正表現在正統觀念上。有人這樣說：“《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元代末年人，在羅貫中的時代，劉備已經被社會公認為三國時代的‘正統’了。……這種‘帝蜀’思想，正表現了一種民族意識。南宋人民承認趙宋的偏安是正統，實際上就是否定侵略者金民族在中原的統治。這種民族意識表現在對三國時代的看法上，就是‘帝蜀’‘寇魏’的思想。元代是異民族統治時代，元代人民的思想是直接繼承了宋代的，那末羅貫中在《三國演義》裡所表現的尊崇劉氏的‘正統’思想，其中是也包含著愛國主義的思想成份的。”因此，《三國志演義》裡的正統觀念是“基於民族意識”的。所有主張《三國志演義》的正統觀念表現了民族思想的人幾乎都是用了這樣一種奇怪的邏輯來推論的。客觀事實是否和這種“邏輯“相符合呢？

主張《三國志演義》的正統觀念表現了民族思想的那些人的第一種論點是：“‘三國演義’中的‘正統觀’，就是在元末的民族鬥爭中，作者結合自己的經歷和看法，汲取了人民大眾的願望，運用這一歷史傳統的武器，來宣傳、教育人民而被提出來的。”我們首先要指出的是，這種說法沒有史料的根據，只是某些人的“假設”而已。況且，《三國志演義》這部書，在今天，我們也沒有確切的證據說它是出現在元朝的作品。目前，在國內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三國志演義》的版本是一般人通稱之為“弘治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上有蔣大器和張尚德二序，蔣序作於弘治甲寅年（1494），張序作於嘉靖壬午年（1522）。據此可知它大約是刻於明代嘉靖或弘治年間。作者羅貫中是元末明初的人。所以，《三國志演義》的成書當在明朝初年左右。一部出現在明朝的作品，它裡面的某些思想成分竟會在元朝末年的民族鬥爭中起作用，這豈不是奇怪的說法？我們並不否認在元朝時候已有三國故事在社會上流傳，可是所謂三國故事和作家的創作《三國志演義》並非一個概念。三國故事中的正統觀念和《三國志演義》中的正統觀念更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們絕對．不能用評價元末的正統觀念的辦法來替換對《三國志演義》這部作品裡面的正統觀念作評價。很難想像，文學批評所批評的竟不是文學。

三國故事的正統觀念是否在民族鬥爭中起過作用，也是值得懷疑的。正統觀念對任何一個皇朝都會產生，並非僅僅侷限於三國時代。就以元末來說，農民起義領袖韓山童曾以“宋徽宗八世孫”自居，作為“當為中國主”的根據（《通鑑輯覽》卷九八）。因為宋滅於元，所以他們打起“復宋”的旗幟。但我們還沒有發現任何材料，證明元末民族鬥爭曾和尊劉貶曹的正統觀念發生關係，證明有哪一個農民起義領袖曾以“漢室苗裔”作為號召。至於有人說：“恢復漢室”的口號是“在民族矛盾最尖銳的時候”的最好的“宣傳工具和鬥爭武器”，“漢賊不兩立”的思想是“人民在民族鬥爭中銳利的宣傳武器”，那不但缺乏史料的根據，而且還違反了常識。他們有一個前提：《三國志演義》是一部“歌頌漢民族”的作品。但《三國志演義》中的所謂“恢復漢室”，所謂“漢賊不兩立”，其中的“漢”字，指的是漢朝或漢朝姓劉的皇帝一家，和“漢民族”是不相干的。然而這些人為了急於證明他們的主觀假設，不惜連這點起碼的常識都不管了。結果，漢朝的“漢”字到了他們的筆下，就變成了漢民族。按照這些人的邏輯推論下去，曹操似乎非是異民族不可。事實上，也正有人說：“曹操、董卓等人和元蒙統治者一樣”，而《三國志演義》透過對“曹操、董卓、袁紹、孫皓、曹丕”等“一系列罪惡的統治人物的典型”的批判，激發了人民仇恨“民族敵人”的感情。

有人還說：“《三國演義》裡，對統治北中國的曹魏，尤其是曹操的殘暴奸詐，得國不正，採取了否定的態度；是和當時中國人民對統治北方以至整個中國的蒙元的殘酷壓迫，採取反抗的態度，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其所以這樣，無非是為了挖空心思地證明《三國志演義》表現出民族思想這種根本不存在的東西。認為《三國志演義》表現了民族思想的那些人的第二種論點是：羅貫中本人是一個“有民族意識”的人，是一個“進行民族革命活動的愛國者”，是一個“鼓動（或竟是倡導）民族運動的‘危險分子’”。而羅貫中所寫的幾部作品，“或直接寫農民起義，或寫‘改朝換代’之‘際’的戰爭事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的戰爭生活，並歌頌其中某些英雄人物，譴責其中某些‘亂臣賊子’。在兵荒馬亂的當時，他大批地、專門地撰寫這類小說，能說它與實際鬥爭毫無關係？”這些說法更是一擊就破。有民族思想的人寫出來的作品不一定都有民族思想。

判斷一部作品是否表現了民族思想，主要要看這部作品的內容是否表現了民族思想，而不在於寫出這部作品的作家是否有民族思想。拿這個標準來衡量《三國志演義》，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它沒有表現出民族思想。即使作者羅貫中本人有民族思想，也絲毫不能更動這個結論。更何況，斷定羅貫中有民族思想的證據也是十分薄弱的。

把民族思想贈給羅貫中的人所引證的材料不外是明抄本賈仲名《錄鬼簿續編》、王圻《稗史彙編》、徐渭仁《徐鋼所繪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這三種材料。賈仲名說他“與人寡合”，“與餘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竟不知所終”。從這些話中，我們根本找不出民族思想的痕跡。王圻說他是“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傳神稗史”。這也不能成為羅貫中有民族思想的佐證。因為所謂“有志圖王”不一定是指“進行民族革命活動”。否則，他又為什麼要在“真主”朱元璋的統治之下，退而“傳神稗史”呢？徐渭仁說：“施耐庵感時政陵夷，作《水滸傳》七十回。羅貫中客偽吳，欲諷士誠，續成百二十回。”這話說得比較含混。徐渭仁又是清朝人，他的話是否可靠，還屬疑問。所以，這些話都不是可以斷定羅貫中有民族思想的確證。總之，無論是從書裡的正統觀念來看，或是從作者的身世來看，都不能說明《三國志演義》表現了什麼民族思想。說《三國志演義》表現了民族思想的人還有一個論點，那就是：“《三國演義》特別歌頌諸葛亮的武略是還表現著一定的民族意識的。”“諸葛亮的武略”和“民族意識”不明明是風馬牛不相及嗎？而居然也硬把它們連在一起了。這種胡扯是不值一駁的，而且這也超出了我們要討論的正統觀念的範圍，我們就不去介紹這種離奇的搭題文章的作法，也不去詳細指出那些牽強已極的議論的荒謬了。

作者：劉世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