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在撰著《新五代史》的過程中，曾經痛感：“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蹟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

或許與這一原因有關,今天較少見到當年文臣在政治舞臺上挺特雋邁的形象;時時撲入我們眼簾、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士的基本素質與“吏能”需求之關係問題。

以後漢為例，在武人政治的大環境下，文臣參與議政、決策的活動空間被大大擠壓；而在文書執行、財賦管理、刑事鞫斷等文職事務中，具備專門化的吏能者顯然更為習熟、更有優勢。他們事實上成為官僚行政的主要承擔者。

後唐以降，所謂“前朝”問題不再突出，而文士能力則愈益受到懷疑與訾議。後唐清泰年間，太常丞史在德上疏言事，指責“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枉耗國力”；儘管他的批評受到來自末帝重臣的抵制，但其不滿顯然代表著一批人的意見。

時至後漢，文士與文吏出身者之間的矛盾越發凸現出來。當時即便是身為文臣的楊邠、王章等人，對於文士的輕蔑亦溢於言表。以簿籍籌算之能自恃的這些“能吏”，一方面處於咄咄逼人的武夫之對立面，另一方面也立場鮮明地與文士儒生相互判分。

文士與專長吏幹者之間的隔閡,之所以在這一階段顯現得格外突出,不僅是長期以來行政事務的類別分野所造成,也是晚唐以降文士自身的操履素質與才學結構大不適應的結果。不具備專門化行政技能的文士們之“好學”“明敏”與其應對變局、處理繁劇時的遲滯恰形成為鮮明的對照。

五代時期，文人出路狹窄，選擇機會有限；文士與文吏之間，儘管觀念上涇渭兩分，現實中卻往往只有模糊的界域。

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之下，一方面，文臣們所面臨的責任，被簡單幹脆地化約為“治劇”，“吏能”受到空前的重視；另一方面，由於長期動亂的影響，儘管民間士人頗有沉潛於學問、讀書業儒者，而活躍於當時政治舞臺上的“文士”中，很少有崇尚學術而修養深厚之人。

從這意義上講,當時文臣內部的差異和矛盾,與其說體現著“文學”“經術”與“吏幹”之爭,毋寧說反映出不同職業素質在“治劇”需求面前的參差。

“時中原多難，文章之士縮影竄跡不自顯”，文書執行卻不容暫停。瞭解並擅長章表箋奏程式的文人，受到特別的重視；而表狀箋啟類文書的撰作，甚至造就出時代大變動之下一種新的文化形式。而就當時的行政內容而言，錢穀排程佔據著尤其重要的地位。在戰事擾攘的時期，理財能力成為衡量文臣價值的關鍵指標。

國家稍微安定之後，講求典故、修飭制度即會提上日程。身為文士而不熟悉軍事、不長於吏幹，或可為之解說；而他們之不善於控御變局、不熟悉政務體制，則更致貽誤國政。而這偏偏是五代文士中普遍存在的情形。

也正因為此，藩鎮軍將對於竭誠效力的幕府文士個人尚能禮待，而對於文士階層卻缺乏認識。以往文士所習熟的活動空間，在此時變得相當狹窄。

急劇的社會更革與政局跌宕,使當時的士人之價值觀念、道德標準、處世方式、能力結構乃至生活節奏、欣賞品位等等,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唐末五季士大夫有言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如閒，有的皈佛入道,另一些人則徘徊於進退之間。”

也有許多文士，寂寞難耐，渴盼著出頭的機會。他們抱著“官職有來須與做”的態度，混跡於世。也是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一些不得意士人憤而離開科舉考場，轉而“歸霸國以求用”，甚至遊走於諸政權之間。

《資治通鑑》記載：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朱溫篡唐後，涉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朱溫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往陰使人來採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洩，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凝式本因“精神穎悟，富有文藻”而“大為時輩所推”，此時卻因“時人以其縱誕，有‘風子’（按即‘瘋子）之號焉”。文士好尚的趨勢轉變，不禁令人喟嘆。後唐明宗時的大理少卿康澄曾經把當時的形勢概括為“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譭譽亂真，直言不聞”。

當時儘管不乏正身持家乃至剛強執法者,而各層文臣圈中全節之士、死事之臣卻少而又少,正所謂“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

書生們自己也承認，“口不饒人”卻又“薄德無顧藉”者，“措大打頭，優伶次之”。“儒者”“縉紳之士”在此時的道德形象其後引起了特別的關注。後周以來，統治者開始警惕類似的問題，從而導致了“宋初政治倫理和社會道德的重建”。

問題的暴露、時代的呼喚,雖然已經足夠充分,但是,群體性而非個別新型人才的養育,卻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這是一個社會的風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