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爽在輔政時薦用了一批文人才士，這些人物包括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等，他們此前因曹叡厭惡浮華而受到抑制，在新朝受到重用後即追隨和推崇曹爽，成為曹爽的親信黨羽。引注中對幾位人物做了簡單介紹，敘述了他們在高平陵事變後作為曹爽同罪人被司馬氏誅殺的過程，何晏是其中的最重要人物。

高平陵事變當天曹爽經過一夜思考，最後準備接受司馬懿提出的條件，回洛陽交出兵權。他認為自己即便不在朝廷做官，棄職做個“富家翁”也可以將就一生，不至於會有生命危險。因為司馬懿對此做了承諾，朝中幾位大臣也可作證保障，曹爽兄弟毫不懷疑。事情在一開始也沒有什麼大的波折，但過了一些時日，有關部門發現了黃門張當先前與曹爽的不正當交往，交廷尉核查審問，張當交待了曹爽及其黨羽準備反叛，前已開始練兵，等到三月中旬起事的陰謀計劃。事情從張當身上打開了缺口，朝廷召集公卿百官公開商議，最後給曹爽等人定了大逆不道之罪，他們的這一罪行已經無法寬恕了。於是曹爽、曹羲、曹訓、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以及桓範等人都被逮捕入獄，不久全被誅殺，並滅了他們三族。

曹爽的同罪人何晏字平叔，是東漢末大將軍何進的孫子，他的姑奶何氏是漢靈帝劉宏的皇后，漢少帝劉辯是何晏的表叔。何晏的父親早亡，曹操在196年遷都許縣擔任朝廷司空期間，娶何晏的母親尹氏為夫人，一併收養了何晏。何晏長得白淨漂亮，出外行走常是路人的一道風景，同時又是極有天資的神童，曹操對兵書上有些迷惑的句子，七八歲的何晏能解釋得頭頭是道。曹操想要把他收為同宗養子，大概是何晏不願意吧，曹操後來把杜夫人所生的金鄉公主嫁給他。

何晏在曹家做事無所顧忌，所穿的服飾與世子相類似，引得曹丕非常厭惡，每次都不叫他的姓名或字，有時稱他為“假子”。何晏身為曹家女婿卻頗為風流好色，他在曹丕執政時未被任用，曹叡繼位後厭惡虛浮，何晏只是擔任一些冗官，沒有專門事務和權力的閒職，因娶了公主而有列侯爵位。而曹爽一向與何晏親近友好，因為同附曹家，早年有許多交集交往吧。曹爽應是欣賞何晏的才能，他在239年輔政後，馬上提升何晏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這是尚書加侍中的稱號，可以出入宮廷侍從皇帝的二千石三品職位，何晏成了極有職權的朝廷中樞官員。

何晏是曹爽最親信的人物，做過不少濫用職權而謀取私利的事情。他被安排主管國家選舉，過去與他相好的人多被任用擢升，對不順從的人罷黜斥退；他擅自將洛陽野王屯田官典農屬下的幾百頃桑田分割，又佔有了朝廷賜給諸侯的湯沐地，並向各州郡索要財貨；也曾利用職權對廷尉盧毓打擊報復等。他的夫人金鄉公主曾對母親杜氏說：“何晏做的事不受別人喜歡，不知他以後怎樣保全自己？”杜氏笑著說：“你該不是嫉妒何晏吧！”

曹爽兄弟因謀反罪被收捕後後，司馬懿讓何晏參與治理曹爽等人的案子。何晏徹底查辦曹爽的黨羽，希望以此獲得赦免。司馬懿說：“參與的共有八族。”何晏疏理了丁、鄧等七姓。司馬懿說：“還沒完。”何晏急迫地說：“難道是指我嗎？”司馬懿說：“對。”於是收押了何晏。後世史家懷疑這一記錄的真實性，認為司馬懿不可能安排曹爽最親近的黨羽何晏去審理曹爽的案子，但極富心機的司馬懿設局誘使知情人何晏來審曹爽之案，使他們自相攻訐，最後取各個擊破之效，這種玩政敵於掌股之上的手法其實也不能排除。不久，何晏被司馬氏處死，他還有一位五六歲的兒子，司馬懿派人去追查歸案，何晏的夫人將小兒子藏在王宮中，他向使者作出懺悔，苦苦哀求，使者把情況報告了司馬懿，司馬懿早先聽說金鄉公主賢惠並曾多次勸諫過何晏，內心佩服她；同時考慮到公主兄弟沛王曹林的關係，就赦免了何晏的兒子。

何晏身為朝中尚書，但愛穿女式服裝，敢於違逆傳統習俗與大眾心理，喜歡自創時髦。他精通《老子》《莊子》《周易》併為其作注，提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並形成完整的理論，成為魏晉玄學的重要開創人。《三國志﹒管輅傳》記述了何晏與管輅討論易學的情節。在思想理念上極為推崇“無”的大師級理論家，卻在生活中迷戀於權位財物等紛繁庸俗的“萬有”，陷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中未能脫身，這才是何晏人生的悲劇所在。

有資料說，管輅後來因故見到了冀州刺史裴徽，他是一位善於談論玄學理論的官員，裴徽詢問說：“何平叔是當代才學名流，他到底怎麼樣？”管輅回答說：“他的才學就像大盆中所盛的水，能看到的是清澈，看不見的是混濁。因為追求的是廣博，心志不在學問上，所以不能成才。想在大盆子的水裡看到一座山的形狀，最終還是看不到山形，得到的認識反而有偏差與迷惑。用這種方法解釋老、莊則言語精妙而充斥浮華，解釋《周易》則辭句優美而多有虛言；浮華則道理不實在，虛言則精義飄渺；具有上等才質的人，其論說會膚淺而蘊意不深長；具有中等才質的人，其論說會使精義脫離文體而遊散，我以為這些都是沒有下功夫的才質發揮。”裴徽聽後說：“你說的非常對。我多次與何平叔一同討論老、莊及《周易》，經常覺得他文辭精妙很有道理，根本無法反駁。同時傾聽的人都很適應，大家都佩服他，名聲就更大了。現在你給了中肯的評價，我心裡就亮堂多了。”管輅指出了何晏因缺乏專注心志，以上等才質和淺顯功夫來做學問而造成的內在不足，看看何晏對現實政治的熱衷程度，相信管輅的評價並非虛妄之言。

《世說新語﹒文學篇》中有多篇關於何晏撰著的故事，其中一篇記述說，何晏註釋《老子》尚未結束時，他前去見到更年輕的玄學大師王弼，王弼向他談到自己所注《老子》的意旨，何晏覺得自己的註釋比不上王弼，他聽著聽著就不再說話，只是連聲應諾，於是返回後不再註釋《老子》，而開始撰寫《道德論》。何晏這種文不虛撰、論不枉發的求精精神還是令人敬佩的。何晏的著作不少，至今有《論語集解》被收入《十三經注疏》並得到完整流傳；他的玄學理論開一代思想新風，推動了民族理性的深化，影響了後世的思維方式。無論何晏在政治上有怎樣的錯失和悲慘遭遇，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輝煌地位是難以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