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權理論創始人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的被後人稱為“海權論”三部曲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海權對法國革命和法帝國的影響：1793-1812》和《海權與1812年戰爭的聯絡》及相關著作發表的百餘年來，海權問題成為軍事學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學人廣泛地將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轉譯為漢語“海權”。

海權（海上權利），顧名思義就是擁有或享有對海洋或大海的控制權和利用權，是“國家主權”概念自然延伸。但這種權力的範圍涉及軍事、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控制問題，更重要的是用海洋來開拓一個新的舞臺，一個新的時代。海洋對瀕海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有決定性的意義，而要擁有海權，就必須發展強大的海軍。

但是，將強大的海軍與海權畫等號，認為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便可成為海權強國的觀點，在中國社會中有著一定的民意基礎。中國民眾在航母問題上的立場就是鮮明的體現，許多企業家和民眾都願意為建設航母慷慨解囊，這是值得敬佩的愛國主義精神。但是，如作冷靜思考可以發現，在相當多的人看來，強大的海軍無疑是海權的重要乃至核心要素。他們並沒有認識到，強大的海軍其實並不是海權的全部。

世界海權興衰的歷史表明，隨時代的演進，海權的構成要素也經歷了日趨複雜化、多元化的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除海軍這一重要要素外，經濟基礎（尤其是資本擴張能力）、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戰略運籌、海洋觀念等都是海權背後不可或缺的支撐性要素。資本擴張與更新能力既是海權產生和發展的根本動力，也是決定海權能否長久存續與發展的支撐性要素。透過考察西方海權發展的歷史程序不難發現，葡萄牙、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在於資本原始掠奪沒有轉化為國內生產，進而無法與荷蘭的新興商業資本競爭，而荷蘭海上霸權為英國所取代的根源在於其商業資本不是英國工業資本的對手。美國取代英國同樣在於其資本擴張優勢。

世界歷史還表明，技術與制度創新能力、產業主導能力也是決定海權盛衰的重要支撐性要素。在歷史上，海上霸權國都分別主導了各自時代的技術革新和產業創新，它們不僅是世界海軍最強大的國家，同時也是世界經濟領先產業的主導國。一個海權國家要成就世界霸權，不僅需要足夠強大的海軍，而且還必須是世界科技的創新國，必須主導世界經濟的領先產業。

此外，主導國際制度，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也是現代海權的重要構成要素，英國曆史上長期主導的海洋自由航行，美國維護自由貿易和全球海洋通道安全的制度安排，都是其成為海權強國的重要支撐要素。因此，必須認識到，徒有強大的海軍，而缺乏其他要素的配合，並不能成為海權強國。這一邏輯仍然可以從中國自身找到反例，甲午戰爭時期中國擁有亞洲一流的海軍，卻仍難逃失敗命運的悲劇證明，僅僅依靠海軍而缺乏經濟、技術和制度支撐，海權便會成為弱不禁風的擺設。

另一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是體現為思想觀念的國民性問題，即一個民族向海洋發展的國民觀念與民族意志，這固然已經是海權論鼻祖馬漢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它對於渴望成為海權強國的中國國民來說仍然是一種奢侈品。中國海權隨中國主權同生，而中國意識到併力求捍衛、強化中國海權的努力卻起步不久。中國目前的海權實踐遠沒有達到追求“海洋權力” （sea power）的階段，而只是處在捍衛其合法的海洋權利（sea right）的階段。

比如中國統一臺灣和中國海區其他屬於中國主權範圍的島嶼，這是中國海權實踐的重要內容，但這只是維護中國的主權及其相關海洋權利 （sea right），建設對這些地區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護力量（sea power）的實踐，而不是追求霸權意義的海洋權力（sea power）的實踐。而美國在臺灣海峽的海軍活動及對中國臺灣的軍事插手活動，則是一種霸權意義上的海權即“海上權力”實踐。從這些意義上看，中國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屬於國家主權中的自衛權的範疇，而美國在中國臺灣地區的海上軍事介入，則是一種為實現其海上“權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權行為。如果我們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將sea power的這兩種語義轉譯為“海權”，而不是將sea power 與sea right相區分，這會使周邊地區和國家對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及相關的海權訴求造成大的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