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滿樓

但凡清宮戲裡，“奴才”之聲總是不絕於耳。如和珅和大人在電視劇中一口一個“奴才”，那個叫情態可掬，活靈活現；演對手戲的紀曉嵐或劉墉則一本正經，每次必稱一個“臣”字。如此情節看似彆扭，其實並不違和，反有些鮮明的差別感。

對現代人而言，“奴才”一詞聽起來頗為刺耳。魯迅先生就說：“在清朝，旗人自稱奴才，漢人只能自稱臣。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

魯迅的話聽起來有些憤激，不過也並非沒有道理。如電視劇《康熙王朝》中的“小魏子”魏東亭，他是和康熙從小一起玩大的天子近臣，在康熙面前當然是一口一個“奴才”。但俗話說得好，“打是親、罵是愛”，在魏東亭們看來，“奴才”這稱呼透著親近與親熱，由此事事爭先，反倒是那些稱“臣”的漢人顯得生分，好事落不到前頭。

所以，又應了那句話，“近水樓臺先得月”，魏東亭雖然是個“奴才”，但作為皇帝身邊的紅人，他是步步高昇，最後做上了兩江總督。尤其康熙南巡時，魏東亭親自接駕，這個風光就不必說了。

在清朝，只有旗人才能自稱“奴才”，漢人只能稱“臣”。就這點而言，編劇是在還原歷史，並非胡編亂造。有人說，“奴才”一詞最早由“駑材”轉化而來，大意是“愚笨無用之人”。民國史家陳垣即認為：“昔稱奴才以罵人耳，未有以自稱者，更未有以稱諸大廷者。……至國朝，滿洲大臣奏事率稱奴才，始以‘奴才’書銜，為一朝之典制。”

按：有人說，“奴才”一詞始於兩晉時罵人的“胡語”，即“世之鄙人之不肖者”；清代學者趙翼在《奴才》一文中舉了數例，如北魏權臣爾朱榮對人說：“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清稗類鈔》雲：“當未入關以前，滿洲曾貢獻於高麗，其表文自稱‘後金國奴才’。可見‘奴才’二字之來歷，實為對於上國所通用，其後遂相沿成習耳。”聊備數說。

清朝開國前，滿人之間並無使用漢語的習慣，而滿語中能對應“奴才”二字的實為滿語“阿哈”（Aha），而“臣”的滿文是“Amban”，兩者的區分應該說十分明顯。清朝入關後，由於漢人官員的大量加入，“奴才”和“臣”在奏章中混用的情況越來越多，由此也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大體而言，在乾隆朝前，“奴才”與“臣”的稱呼在奏章中往往並用，既有稱“奴才”的，也有稱“臣”的，有時在同一奏摺中還會出現既稱“奴才”又稱“臣”的。這段時期，或許可稱之為“未定製時期”。

雍正繼位後，“奴才”和“臣”的稱謂開始有所規範，如《永憲錄》中所記：“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對皆自稱奴才，相沿已久；上以奴才既稱奴才，而大臣亦稱奴才，甚不合體，禁止之，後惟革職者可以此稱。”

改“奴才”為“臣”的精神，在雍正元年的批折上即有所體現。如閩浙總督滿保於當年正月初三日請安折上寫道：“福建浙江總督［奴才］（臣）覺羅滿保謹奏：為請安事。奴才滿保跪請皇上萬安。”折中，滿保將“奴才”與“臣”並寫，雍正接折後硃批：“朕安。臣、奴才全都一樣，嗣後寫‘臣’可也。”

從以上硃批看，雍正似乎十分開明。不過，在康熙末年，這位還是雍親王的四阿哥胤禛對於“奴才”與“臣”的稱謂卻是十分敏感。當時，作為旗下門人的年羹堯寫信給他，其中未稱“奴才”而稱職務，胤禛對此十分憤怒並去信切責：

“在朝廷稱君臣，在本門稱主僕，故自親王、郡王、貝勒、貝子以至公等莫不皆稱主子、奴才，此通行常例也。且汝父稱奴才，汝兄稱奴才，汝父豈非封疆大臣乎？而汝獨不然者，是汝非汝兄之弟，亦非汝父子矣！又何必稱我為主！既稱為主，又何不可自稱奴才耶！……”

作為雍親王管領之下的屬人，年羹堯對本門門主應稱“奴才”而不稱，難怪四阿哥極為警覺。在他看來，年羹堯自稱職務而不稱“奴才”的做法屬於“不忠不敬”的表現，不能不好好敲打一番，以儆效尤。

然而，雍正即位後又對旗員自稱“奴才”的做法並不提倡，如雍正五年（1727年）十一月，雍正在上諭中有“此等卑汙之習，皆始自包衣下賤奴才”之語。

可見，“奴才”二字帶有輕賤卑汙之意，雍正對此是自有看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