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公平精神

《春秋》是中國歷史學的一個代名詞。為什麼不名為“冬夏”？印度的夏季，出家人有結夏安居，因為印度夏天太熱，沒有辦法做工夫、化緣，因此結夏避暑，大家集中在一起，過了這個階段才出來活動。在北印度又不同。在中國的氣候，二月中旬與八月中旬，是春、秋兩季的中間，晝夜的時間是一樣長的。而夏天白晝長，夜晚短；冬天白晝短，黑夜長。在氣候上，春秋兩季是溫和的，既不如夏天的炎熱，也不像冬天的酷寒。所以《春秋》的精神就表示了“平”、“平衡”。

歷史的記載就是要求平；而歷史的事蹟，都是不平的多。但是歷史文化的記載，就等於一個天秤，一定在精神上求其平。對就是對，不對的就是不對，並不因權勢威力而有所改變；儘管貴為皇帝，有不對時，歷史上就記載他的不對。一個做得不對的皇帝，在世的時候有他的權勢，可逞一時的威風，可是在歷史上，則永遠留下一個汙點。只有中國歷史才有這種求平的歷史精神，這是中華文化可貴之處。

中國的歷史發源得最早，印度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可是直到西元十七世紀以後，才靠別人寫下印度的歷史。其他各國的歷史，也都是後來才有的。

中國歷史的記載，是公平精神的表現，即使後世也是儘量保持這種精神。如晉國的“董狐筆”，董狐是史官，負責記載歷史，皇帝要他改，他寧被殺也不改。有些史官，在被殺以後，由其弟繼承職位，也是和哥哥一樣，照樣是以真實來記載。

晉國的歷史名為“乘”，所以後世稱史書為“史乘”，家譜也名為“家乘”。楚國的史書名為“檮杌”。書的名稱雖各國不同，而記載歷史的公平精神則是一樣的。

——《孟子與離婁》

印度有幾個東西不大講究，沒有歷史觀念，沒有時間觀念，也沒有數字觀念。他們的民族文化就是如此，究竟好不好呢？很好，很解脫嘛！人被這些歷史的包袱，時間的包袱，數字的包袱捆住了，很痛苦耶！所以修道蠻好，悠哉遊哉，餓了摘根香蕉吃吃，然後打個坐，沒有褲子衣服穿，樹葉子弄一片，遮一遮就蠻好啦！不過講人文文化就不對了。

只有我們中國！從遠古開始就建立歷史觀念，這個歷史叫春秋。青年人注意啊！中國文化歷史叫春秋，不叫冬夏，這有它的道理。天地之間只有一個現象，一個冷，一個熱，這是太陽、地球跟月亮的關係。冷到極點是冬天，熱到極點是夏天。秋天是夏天進入冬天的中間，是最舒服的時候，不冷也不熱。春天呢！正是由冬天進入暖和天氣的中間，不冷也不熱。所以在我們的季節上，一年有二十四個節氣。春分與秋分那兩天，白天夜裡一樣長短，不差一毫。夏至是白天最長，夜裡最短；冬至是夜裡最長，白天最短。只有春分跟秋分一樣長短，這個太陽下去，剛剛地球面一半，夜裡也一半，我們穿的衣服不冷也不熱，剛好。所以春秋是世界最和平、最公平，持之平也！而歷史是個“持平”的公論，所以叫春秋，不叫冬夏，春秋的道理是如此。

中國文化的開頭，是歷史的觀念。中國為什麼開始那麼注重歷史文化呢？歷史是給人類留下人生的經驗，這個經驗是經濟之學，不是學校經濟系的經濟。前面我報告過的那個經濟，叫做“經世”之道，是救世救人的學問。也就是把人類過去的成敗盛衰、善惡是非的經驗，留給後人做榜樣，使後人瞭解我們祖先的文化，對人類的和平安樂是怎麼樣的。只是後世的子孫不肖，把社會天下人類弄成這樣的痛苦，這就並非是先王之志。

所以“春秋”是“經世”之學，是“先王之志”。但是孔子著《春秋》“議而不辯”，所以春秋的道理，只是責備賢者，而不是批評普通老百姓。春秋要批評的是歷史上負責的人，社會搞壞了，那是領導者的責任，與老百姓無關；因為百姓是被教育者，負責人是教育老百姓的人。所以春秋責備賢者，不責備一般人。因此孔子“一字褒貶”，一個字下去，就把領導者萬代罪名判下了。

——《莊子諵譁》

中國史官的品格

中國古時皇帝身旁跟著一個史官，寫起居注，是中國文化特色。他把皇帝每日生活的細節都記錄下來，皇帝做錯了什麼事，要他改記錄，他可以不聽皇帝的。有的史官寧可殺頭也不改，因為皇帝和他都要為歷史負責。所以古時的皇帝和大臣都不容易當，因為史官給你下一筆就完了。

——《維摩詰的花雨滿天》

中國的歷史，比較詳細的記載是從周朝開始。《禮記》告訴我們，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很特別，從上古黃帝一直到周朝，史官的職位是帝王封的，但是封成史官以後，帝王不能干涉。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等，在帝王旁邊的史官，左史記言，皇帝及臣子們所說的建議語言，都要真實地記錄；右史記事，帝王做了國家大事，或是親近女色，做了什麼事，都如實記下。中國古代史官的權力有這樣大，這種體制也是全世界獨有的。所以我們研究歷史，要“經史合參”。

為什麼這一些大官都注重歷史？不注重歷史你就不懂政治，不懂經濟，也不懂商業，這些學問經驗歷史上都有。有人問我，我們推翻清朝到現在是九十九年，再一年就一百年了，一百年以後你看中國的前途怎麼樣？我說要想瞭解現在這個時代，你去讀歷史，古書上說“觀今宜鑑古，無古不成今”，想知道未來，要知道過去，不懂得歷史你怎麼曉得未來？更別談想懂人類社會文化是怎麼演變的。這是告訴大家歷史的大要。

——《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太史公曰”，太史公是史官，司馬遷的父親也是太史公，“太史公曰”，就是史官的評論，讓你搞不清是他父親的話還是他的話，其實就是司馬遷自己的評論。古代做皇帝有兩個重要的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行”。真正好的時代，皇帝旁邊兩個太史官不是秘書長，也不是秘書，也像秘書。他又管天文又管氣象，同時管記錄皇帝的言行。“左史記言”，皇帝你今天講了一句什麼話，錯誤的也給你記下來。“右史記行”，你今天做了什麼事，記下來。以前的史官很厲害的，隨時記錄，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皇帝旁邊有史官隨時記錄皇帝的言行。

我們歷史上好幾個史官，皇帝叫他不要記這個，不行！那是我的職責所在。在春秋戰國（《左傳·魯襄公二十五年》）的齊國史官記載，“崔杼弒其君”，崔杼讓史官不要記，史官不肯，堅持要記，他說我是史官，對不對都要記，要殺就殺。結果被殺。史官的弟弟繼位，照樣記，再殺。他的第二個弟弟又來繼承史官，還要記，他就下不了手了。照樣把他記下來，這是歷史上有名的。司馬遷的職業是太史公，管歷史的，也管天文。他父親管這個，他也管這個。他寫文章有個巧，自己要罵人，沒有說我要罵人，他說史官講的，或者我聽爸爸講的，其實都是他自己要講。

——《漫談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