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魯迅和柏楊對中國人的批判最厲害。魯迅先生以語言辛辣、犀利，思想深刻而見長，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魯迅先生畢竟是民國時期的人，用不是很為現代人所理解的剛起步的白話文表達他的思想。柏楊先生的思想雖然沒有魯迅深刻，但他用為現代人普遍能理解的白話，用講近似講故事的方式揭露了中國人的醜陋。

與魯迅生活的年代相比，柏楊先生生活的時代更為全球化，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更容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異更也容易感受。在魯迅所生活的時代裡，絕大多數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遠沒有現在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那麼多深刻和全面。本微文主要分析，柏楊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所提示的那些所謂醜陋行為，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都是醜陋的嗎？中國人的那些所謂醜陋，難道沒有任何價值嗎？

亂扔瓜皮紙屑，隨地大小便是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男性，或多或少做過的事。沒有正常的成年中國男女會在公共場所隨地大小便（小孩和精神不正常的人除外），特別不會在眾目睽睽之下（尤其有異性在場）隨地大小便。有誰見過人被一泡尿給憋死的？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還憋著那泡屎，憋出個什麼病來怎麼辦？憋壞了相應的生殖器官，有誰會幫我們出錢治療麼？不管是亂扔瓜皮紙屑，還是大小便後不沖水，都不能說中國人醜陋，說有上述行為的中國人就醜陋的人，不是對中國歷史不夠了解，就是已經完全被西化，已經異化了的中國人。

中國人為什麼會亂扔瓜皮紙屑？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嗎？可能會有人說那是因為中國人沒素質，中國人沒開化，中國人沒教養也沒修養。這些都沒有觸碰到問題的深處。想想古代中國，大雜居，小聚居。方圓幾平方公里也就那麼幾戶人家，亂扔的瓜皮紙屑不但不會成為汙染源，而且可能會成為附近那些花草樹林的肥料，因為那個時候的人均垃圾投放量根本沒有現在這麼大。再說隨地大小便，古代中國，那時人家的家門口到處都是花草樹林，隨地大小便既不會汙染空氣，也不會汙染環境，同時也不會成為別人的“陷阱”。即使不隨便大小便，那個時候用的是尿桶或灰坑之類的東西，而不是現在已經全球化後的抽水馬桶，哪裡需要大小便後沖水？說白了，不管是隨地大小便，還是大小便後所謂的沖洗廁所，抑或是隨手亂扔瓜皮紙屑，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生活方式本來無所謂先進落後，文明與愚昧之分。只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的自信被西方的堅船利炮給壓得粉碎，於是開始向西方學習。從技術到管理，從思想到生活方式，全部向西方國家學習，一開始是向西歐，後來是日本，再後來則是蘇聯，現在則是向美國學習。

我並不反對我們向別人學習，但是我們不能用別人的標準來衡量中國自己的行為；特別是不能用西方國家的那套標準體系，原封不動地作為衡量中國人現在一切行為的標準。在紅燈沒人過的情況下，自己又有急事，為什麼就不可能闖？在這種情況下，闖與不闖有多大區別？我們不是講時間邊際效益的最大化麼？

什麼事都應該講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什麼事都有陰有陽，有一般情況就一定有特殊情況。一般情況下的標準，拿來衡量特殊情況下的行為，一定會出現偏差。

柏楊生活批判的那些中國人的所謂醜陋行為，大部分依據西方標準。比如他說，在外國的中國人，喜歡三五成群在一起喝酒，喝到半夜三更還在大聲喧譁，把鄰居都吵醒了，或者吵得鄰居都睡不著。那個地方的外國人都搬走了，最後搬來住的都是中國人。很明顯，柏楊先生認為中國人的那種行為很醜陋。可是仔細想想，如果在中國，三五個好友在一起不熱鬧一下，那還有意思嗎？那還是中國人嗎？柏楊先生明顯的是在用西方人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人的行為。如果我們用中國人的標準體系來衡量美國人或其他西方國家人民的行為，同樣會發現他們很醜陋。即使是最具普世性的標準，也應該考慮到被衡量國家的具體情況。

為柏楊先生所不齒的另一個現象是中國人喜歡插隊。難道中國人就沒有排隊的文化？就沒有排隊的習慣？翻開中國的二十四史，我們不難發現，古代中國很多著名將領帶領的部隊，紀律就非常好，隊伍就非常整齊。中國人在一般情況下不排隊，有中國人特殊的原因，這是中國特殊的文化，特別的歷史形成的。用《萬曆十年》的作者黃仁宇先生的思維來看，就是大歷史觀下的中國排隊現象。幅員遼闊，熟人社會，講究對特殊人群的照顧等原因的合力是形成中國人不排隊的原因。

如果用中國人的標準來衡量中國人的行為，如果考慮到中國古代和現代的各種原因來看中國人的行為，我們就不會覺得中國人醜陋。並且筆者深信，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恢復，中國人的很多標準體系倒有可能成為普世性的標準，那時，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說中國人醜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