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衛國人，是王室庶出公子，年少時極喜“刑名之學”他聰明過人，卻天性刻薄，曾在魏國相國公叔座身邊當中庶子。公叔座病重，魏惠王前來探望，公叔座便將商鞅推薦給魏王，以為其“有奇才”，希望魏王能將國政交付於他。魏王認為商鞅年輕，難當大任，沒有應允。公叔座屏退旁人：“王即不用鞅， 必殺之，無令出境。”此話意味深長，可魏王沒有在意。

魏王走後，公叔座將商鞅叫到身邊，將自己與魏王的談話和盤托出，並勸商鞅趕緊離開魏國，以免殺身之禍。商鞅覺得，魏王既然不肯採納公叔座的建議重用自己，自然也不會無故殺了自己。其實，魏王根本沒有把公叔座的話當真，他以為公叔座是病重說胡話。公叔座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正四處招攬賢才，以圖霸業，覺得自己出人頭地的機會來了，便決然地遠走他鄉。

司馬遷如此敘述，是凸顯 商鞅的奇才， 正是緣於他自 身的因子，便有了創造奇蹟的可能；二是說明魏國不是商鞅棲身的良木，施展他政治抱負的舞臺在秦國。

商鞅藉助秦孝公的寵臣景監，接近了秦孝公。商鞅先說五帝之道，秦孝公不加理會：後來巧言三王之道，又未中下懷。秦孝公的“下懷”，如他自己所言：“久遠，吾不能待。”秦孝公能“待”的是“霸道”，於是， 商鞅投其所好，滔滔不絕，大講強國之術。罰，太子師公孫賈受黥刑。這樣的震懾力，極大限度地規範了百官與百姓的舉止。新法實施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而那些曾對新法說三道四的人，“盡遷之於邊城”。 一時， 百姓談“法”色變，噤若寒蟬。

商鞅被任命為“大良造”，秦國遷都成陽，新法隨之又生：是都鄉邑聚，集為縣治；二是整治田地，賦稅劃一：三是統一度量衡制。由此，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得以空前強化。不久，公子虔再次以身試法，被處於劓刑。又經過五年努力，秦國一改既往 “諸侯鄙秦，醜莫大焉”的劣勢，蒸蒸日上，在諸侯各國中迅速崛起。誠如漢人王充所言：“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

當其時，齊、魏交戰，魏軍大敗，魏國元氣大傷。商鞅以為藉機乘虛而入，佔據黃河、華山天險，東向控制諸侯，可成千秋帝業。商鞅受命征伐魏國，魏國派公子印領兵迎接秦軍。兩軍對壘，商鞅派人傳信公子印，謊稱：“吾始與公 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收，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不知有詐，以為商鞅念舊，欣然赴約。盟約完畢，設宴對飲，商鞅-聲叫喊，事先埋伏的武士應聲而出，公子印束手就擒，魏軍潰敗。魏惠王迫於形勢，無奈地割讓河西之地以求和解，並遷都大梁。這時，魏惠王才想起當初公叔座所言，徒然悔恨。

商鞅凱旋迴秦，秦孝公封他於、商之地，從此號稱商君。商君為秦相十年，位極人臣，權傾時。 商鞅為自己的法制而沾沾自喜，更陶醉於炙手可熱的權勢，全然忘記了物極必反之理。因為推行新法，商君得罪了諸多公室權貴，特別是兩次對太子老師施以酷刑，是在太子的心中埋下了怨恨的種子，這樣的種子但有了滋生的土壤，便會迅速發芽，成長。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名士趙良勸說商君，“反聽之調聰， 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約束自己。“千人之諾諾，就是要聽取反對意見，自我反省，從而不如一士之諤諤”，並引經據典，“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暗語其寡德之舉，“亡可翹足而待”。趙良苦口婆心，可此時的商君，“勢”令智昏，已聽不進逆耳之言。

不久，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為秦惠王。首先向商君發難的，便是公子虔一幫人。 公子虔隱忍屈辱，閉門不出，整整八年，終於等來雪恥之時，他們迫不及待地告發商君欲反。商君弄權，早已劣跡斑斑。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秦惠王勢必除之而後快。於是，秦惠王下令逮捕商君。

商君聞訊而逃，逃至邊關，試圖住宿。客棧主人不識商君，便拒絕了身無憑證的商君入住：“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萬萬沒有料到，自己搬起的石頭，現在卻狠狠砸在自己的腳上，不由喟然長嘆：“嗟乎， 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商君逃至魏國，可魏人一直對商君當年詐騙公子印而大敗魏軍一事耿耿於懷，拒絕接納。商君如喪家之犬，犬四處奔波，最終，被魏人遣送秦國。

商君無路可走，只得潛入原先的封地商邑，他鋌而走險，與其黨徒起兵作最後一搏。結果被秦惠王派兵鎮壓，戰死在黽池。秦惠王尚不解恨，還將其屍體車裂示眾，以儆效尤。

明人童軒有詩：“謾勞苛法罔生民，遂使先王澤盡湮。豈但法行還自弊，山東兵起更亡秦。”可參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