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因為有五年的櫃檯學徒的經歷，又懂財務知識，1952年被政府安排在洋坪鎮食品所工作，我母親1953年初正式成為脫產幹部。我母親1953年2月去洋坪鎮政府開結婚證明，開證明的領導百般阻攔，憤憤不平地說：黨組織培養你多年，這麼多南下的領導幹部你不找，你非要找一個落後分子結婚。我母親據理力爭，說我父親是新中國的青年，也在為黨工作，怎麼是落後分子呢。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父親之前寫了入黨申請，黨支部討論透過的時候，有人說我祖父祖母如果不抽鴉片敗掉田地的話，劃成分應該是地主，說我父親解放前就是地主家的小少爺，上學是長工揹著去的。所以，我父親的入黨問題就擱淺了。事實上，我祖父祖母因為治病抽上了鴉片，在1943年就已經賣完了所有的田地和山林，劃成份的時候被劃為小商，不屬於剝削階級。

我母親覺得自己是從宣傳婚姻法和土改法走上革命道路的，堅信開證明的這個領導的做法是錯誤的，她直接去找區委書記，說明情況之後，區委書記親自帶我母親去開的結婚證明。我父親和母親拿了結婚證後，來到我外公家，告訴我外公外婆8月份辦婚事，然後，我父親和母親就回到了各自的工作崗位。

外公外婆知道我父母的婚事定在八月初，進入七月底後，就掐著日子，著手挖花生、曬花生。其實，花生還沒有完全成熟，還要等十天半月才完全成熟，但是，因為我父母工作太忙了，工作和農時無法兩全。外公邊挖花生邊抱怨，說花生太嫩，挖早了可惜。在我父母定的正期前兩天，外公外婆把花生瓜子糖都準備好了，我母親也回家了，可是，她跟我外公外婆說，婚禮不能按期舉行了，明天要去舊縣（地名）參加脫產幹部掃盲班學習三個月，結束後馬上去宜昌團校學習三個月。

外公一算時間，要推遲至少半年，花生瓜子都炒好了，外公外婆好鬱悶。好事多磨，1954年3月10日，我母親和父親在我父親的老祖宅，由我的二爹二媽主持，請送親和接親的親戚吃了一頓飯，就算是給他們辦了婚禮，新房在老祖宅的正屋，這間正屋是這棟老祖宅最好的一間房，冬暖夏涼。因為我的祖父祖母早就去世了，三爹三媽和四爹四媽結婚後都是自立門戶單過，我的父親母親當然也是單過。二媽給我母親端了一瓢麥米到他們的新房，我母親知道下一頓該自己煮飯吃了。

結婚三天後，我父親被組織安排去山東、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參加“政治審查”工作。“政審”是對黨政機關、人民團體、財經和文教等部門全體幹部的政治審查，對幹部的政治歷史情況作出結論。父親參與的是審查他們財貿系統來自外地的工作人員，審查他們在原籍的政治歷史情況。一個曾經被冠以“落後分子”的人，被委以重任，參加了政審工作，是因為組織已經給他下了結論：一是沒有歷史問題，二是年輕，三是有文化。我父親他們結束政審工作以後，路過南京，給我母親買了一條絲質的手絹作為禮物，上面繡有一枝紅梅花。

我母親從宜昌團校學習回來後，被分配到雙路管理區從事民政工作。民政是一項為國分憂、為民解愁的工作，有對軍烈屬和公殘人員的優撫工作，也有婚姻登記、收容遣送、減災救災、社會救助等民生工作。（待續）

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