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面積廣闊，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國，交通運輸也經過了長期的不斷變化和發展。同期交通運輸的發展和經濟發展具有極大的影響作用，這些影響之間相互關聯和作用的。元代時期的交通運輸的快速發展和繁榮同時也對於元代的商業城市分佈，文化發展，區域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的和諧等多層次產生了重大深刻的影響。

交通運輸工具則指的是運輸網路發展的載體和媒介，這在很大程度以及水平上反映出來了我國古代運輸的總體情況和發展歷程。元代以前歷朝歷代的交通發展水平都有其獨特之處，與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政治文化條件以及戰爭需求等多方面都存在密切的聯絡，所以探究這一時時期的交通發展有極大得到現實影響和借鑑意義。

先秦時期：交通網路初具規模，水路比陸路更重要

按照甲骨文、古文典籍、金文以及大量的出土文物當中所詳細記載的，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已經有了舟船以及車馬等早期所使用的簡單交通工具，而且另一方面開始初步建立建設立“馹傳制度”（元朝站赤制度的起源），然而開展有組織大規模的通訊活動。下面我們就來說說先秦時期比較突出的幾個交通通道。

周道。武王伐紂滅商後，在鎬京以及東都兩地間正式開始修建起來了一條御用的平坦道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周道”。周道一方面來說不僅僅是作為維護和保障西周王室安危的重要生命線的存在，而且另一方面其也是西周國家交通的中軸線作為橫貫東西的經濟文化中軸線，具有奠基性的歷史地位。

褒斜棧道。褒斜道修建於戰國時期，全程249公里，是古代穿越秦嶺、巴蜀通秦川的主要道路，開鑿早、規模大、沿用時間長。蜀道一直以來就是作為溝通我國西南和長安地區的一個重要途徑和道路，主要藉助漢中重鎮連線蜀道的北段褒斜道和南段金牛道，蜀漢兩地豐富的物資透過它源源不斷地運往關中。邗溝、鴻溝等運河以及都江堰、鄭國渠等水利工程，“先秦時期由於陸路交通對道路修鑿和交通工具的要求較高，所以在我國先秦時期就是將水運作為當時的主要交通運輸方式和工具。

到了春秋時期，楚國就開闢了溝通江、漢的子胥渠和聯絡江、淮的巢肥運河；吳國則修鑿了溝通江、淮的邗溝以及溝通泗水、濟水的荷水運河；齊國修建了溝通中原的淄濟運河；魏國遷都大梁後開鑿了鴻溝，不僅溝通了黃河、淮河兩大水系，以後還逐漸形成了以鴻溝為主幹的鴻溝系統。除了運河的開鑿以外，先秦時期的水利建設也十分出色。

著名的有戰國時期李冰修建的都江堰、鄭國渠，使巴蜀地區成為“天府之國”、關中地區一片沃野。

《史記•貨殖列傳》載:"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因此褒斜棧道一直是南北兵家必爭和經濟貿易、文化交流必行之道。

秦漢時期：水陸交通形成全國網路

在秦始皇正式實現全國的大一統之後，頒佈“車同軌”的法令，修成以咸陽為中心，遍及全國的馳道。 “秦始皇時代所修築的直道，他的遺址主要是在現在的陝西淳化、甘泉、旬邑、富縣以及黃陵等地發現多處”當到了秦漢時期的時候，馳道充滿了皇權專制色彩，中央三丈是隻有皇帝有資格使用的天子道，旁道是經過特許的貴族官僚才可以行走，並且馳道是禁止穿行的。

《漢書鮑宣傳》記載: “《令》:諸使有製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在1959年出土的“王杖十簡” 中，則記載“得出入官府即(節)第, 行馳道旁道”

漢朝在秦朝原有道路的基礎上，繼續擴建並延伸發展了以京都長安為中心、向四面八方輻射的交通網，更重要的是開闢了經西域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漢朝的絲綢之路東起長安，沿渭水西行，在經過河西走廊這條線路到敦煌可以詳細劃分為南道以及北道兩條不同的路線，南道是從陽關為起始地點，然而穿越樓蘭一直沿著崑崙山的北面坡地行走，其中經過且末、于闐、莎車，穿越蔥嶺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達大秦（東羅馬帝國）；北路則從敦煌到輪臺、龜茲、姑墨、疏勒，穿越蔥嶺到大宛，往西經安息到達大秦。

在我國秦朝時期修築的靈渠成功連線起來了長江水系以及珠江水系。在秦始皇於公元221年正式實現統一後，他進行了五次規模相對來說較大的東巡活動，其中有四次之多都是在海上所進行航行。 另外，徐福到日本尋找長生不老藥以後，實現了秦朝的大規模對外航行任務。

到了漢朝時期，漢代主要憑藉其實力強勁的海軍力量征服了閩越，東甌、南越和其他地方分裂勢力，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鞏固了漢朝時期的海防邊疆。後來又逐漸開通了從遼寧到廣西的南北近海航線、從山東經黃海到達朝鮮和日本的航線，最重要的途徑是開闢連線漢朝和西羅馬帝國的海上絲綢之路。

隋唐宋時期：交通發展進入新階段

隋朝大運河、漕運 海上絲綢之路，到了隋朝時期正是開鑿使用的通濟渠成功地將黃河以及淮河進行連通，疏通減緩了古邗溝的航運壓力，直接可以抵達餘杭，大大縮短了之前的里程距離，全長一共2700多公里，為隋唐經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唐代依託隋朝修成的運河，內陸漕運十分發達，主要有過大運河入關中的通道、漢沔通道、嘉陵通道、渭汾水通道、南嶺靈渠湘江通道等。

在唐朝時候我國海上貿易得到了快速發展以及大幅度的提升，新的海上航線得到了不斷開闢。唐代的水手以航海技術出色而聞名，因為他們已經掌握了亞洲東南信風和季風的規律，還具有一定的航海天文知識。唐大曆五年（770年）竇叔蒙撰寫了我國最早的一部潮汐專著——《海濤志》，唐代來往日本的海上航線還增加到八九條之多，可見唐代我國的航海事業發展迅速。

驛路系統、陸上絲綢之路，唐朝時期陸上交通最繁忙的要數兩京汴梁路，即從長安到東都洛陽、汴梁的官道，構成了北方經濟的命脈。

而唐朝還相繼發展出一批連線國內外的交通樞紐，如洛陽、揚州、泉州和廣州等。唐朝時期陸上絲綢之路也產生了比較重大的變化。唐代玉門關從敦煌遷到瓜州，因此瓜州取代了敦煌在秦漢時期的關鍵地位。秦漢時期的絲綢之路北道依然是十分通暢的，但南道因為沙化比較嚴重，所以往來者漸少。唐朝新道伊吾道的地位則越來越重要。

總結

自古以來交通便是一個國家經濟政治發展的重要前提，而在先秦至唐宋時期，我國的交通發展主要是為了滿足戰爭以及糧草補給的正常執行。

周朝的周道以及秦朝的馳道就是為了戰爭時期軍隊的快捷調遣以及資訊的及時傳遞，而溝渠以及水利工程的修築則是為了促進農業的生產效率提升，而且也可以解決季節性水患的問題。到了隋唐宋時期，交通的發展也已經進入的新的歷史階段，由於這個時候我國對外交往的範圍不斷擴大以及頻率逐漸提升，海上貿易走向了繁榮，海上航線也不斷得到開闢。因此總結來看，我國交通的發展已經從內部逐漸走向對外發展，由陸地不斷向海洋發展。

參考文獻：

《漢書鮑宣傳》

《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