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正在看明代風華，還不錯。介於正劇和演義之間，服飾華美，展現了明朝立國不久，一派蒸蒸日上的大國氣象。

明代的關注度其實挺熱的，尤其是當年明月寫了當明朝那些事之後；對明朝的評價也較正面，網上的說法是明朝不和親不納貢不割地，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話出處不明，但肯定的是，絕不是明人的話，是今人杜撰的。看歷史，少不了評價，意見分兩種，一種是時代意見，一種是歷史意見。像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種說法就屬於時代意見，是今天的人將自我的意識賦予給了歷史，而非真實客觀的歷史。當然，真實客觀的歷史也是不存在的。即使生活在歷史中的人，也免不了受到個人經驗、觀察角度、利益關係的影響，在意見評價中夾雜了大量的個人主觀觀點。雖然如此，歷史還是客觀存在的，還是能夠透過文獻、考古等多種手段來盡力還原。

在對明朝的評價裡，我十分認同黃仁宇的觀點—內向靜止的朝代。自打朱元璋開國，就一舉奠定了明朝此後近三百年的執行機制，明衰亡的種子實則從一開始就已種下。相比其他朝代，在王朝的迴圈更迭上，明朝並無特別之處；但對近現代歷史的影響，明朝又是顯得別具一格，尤其是明朝的皇帝，個性十足，故事性極強。總的來說，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明朝是平淡無奇卻又承前啟後的一員。

歷史上，無論中外，任何強盛的王朝衰亡的根本原因是王朝的擴張超出了王朝的支撐。擴張的越快越厲害，王朝到達頂點的時間也越快，強盛的頂點之後就是不盡的衰敗，直至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大一統的王朝的命運沒有超過300年的。命運彷彿給帝王們下了一個咒，無論如何輝煌強盛的朝代，都活不過三百年，時間成了一個桎梏。這個桎梏的實質其實是農業時代發展的侷限性，無論帝王如何天才絕倫，都無法打破這個侷限性。

一個社會發展進步，表象就是能夠創造更多的物質，有了充足的物質才能供養更多的人口，才能進行範圍更廣程度更深的發展建設。這背後的因素是什麼，技術和制度。技術是指人類獲取能量的方法，在狩獵時代，人類獲取能量的方法就是個體本身；農業時代，開發了生物能量，人類能夠利用各種動物。這種進步雖然明顯，但是人類社會獲取能量的方式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動物雖然將人類活動的範圍擴大了，但還是受到生物屬性的限制，範圍還是有限的，能夠運輸的重量也是有限的。這樣酒導致農業時代王朝的擴張是一項負資產。隨著疆土的擴張，邊疆地區是無法進入穩定發展的良性迴圈，邊疆地區的穩定是需要核心區域的支援補助的，這樣在經濟上核算是成本高昂，入不敷出。從中原地區需要往邊疆輸送糧草人員物資等，損耗高，時間長，邊疆地區成了中原王朝的財政負擔，長此以往，財政惡化，沒有足夠的資源進行戍邊，無法阻擋來自北方的威脅，因此，擴張的結果就是衰亡。

另一方面，在農業時代，王朝對國家的瞭解和掌控缺少不了資訊。而資訊的傳遞依靠大量的驛站，但這種傳遞方式成本高，時效低，尤其是在對邊疆地區的管理上，中心所在遠離邊疆，對情況的瞭解無法及時準確，如有外敵入侵，如何做出及時準確的應對。對這個問題，唐朝的解決方法是設立節度使，在特定地方節度使代天子持節排程，對人事權、財政權、行政權、軍權擁有自主權，這個方法解決了資訊的傳遞問題，但帶來的問題是尾大不掉，地方和中央分庭抗禮，安史之亂是也。另一個辦法就是將權力中心移到需要的地方，羅馬帝國曾做過，在羅馬和君士坦丁設立兩個皇帝，解決疆域過大無法有效指揮的問題。明朝的解決方法也是，將國都從南京移到了北京，依託燕山山脈，就近防禦來自北方的威脅，因此，明朝皇帝決定遷都北京，和氣節沒有關係，崇禎的死也不是守社稷—他死在農民起義的浪潮而非外族入侵，遷都北京其實是低成本解決北方威脅的最有效方法。農業時代的侷限性在人類進入工業時代才被打破，代表就是日不落帝國的出現，一個國家擁有了能夠統治更廣闊疆域和眾多人口的能力和資源。這背後，就是因為人類擁有了化石能量，能夠走的更遠拉的更多，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人類有了幹大事的物質支撐。

工業時代，除了技術的進步，還有就是組織方式的變化。民族主義國家這個形態成型了，人類能夠對人口和資源進行範圍更廣幅度更深的動員，如一戰和二戰。而這些組織管理手段，在農業時代是無法想象的。農業時代的王朝，對社會資源的利用是低下的，突出問題就是財政的來源和徵收是單一和低效的。黃仁宇說明朝缺乏財政思維是導致衰亡的重要原因，這個不光是明朝的問題，是整個農業時代王朝的通病。

以明朝為例，在朱元璋在征戰天下的過程中，他是透過包稅制來解決財政徵收問題和地方管理問題的。朱元璋出身農民，沒有什麼文化，手底下又缺少會讀書寫字的人來進行行政管理。因此，初期的時候，朱元璋就從征服地任命一批地主，進行徵稅工作，這些地主叫做稅戶人才。和現在的包乾制很類似，給你一個指標，完成就行，怎麼完的我不管。透過這種方式，把很大一批地主階級強行綁上了朱元璋的戰車。而這些人，在明朝立國後，搖身一變成為了大明的官僚紳士。他們即把持了明朝的經濟，還把持了明朝的地方權力。而朱元璋為了籠絡士人的人心，給予了免役之權。這樣可想而至，這些基層官僚，即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大明的賦稅完全轉嫁到了窮人頭上。最終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流民問題隨之產生。明末四公子的侯朝宗曾說過：百姓之爭入於學校而爭出於吏胥者，亦莫不利其固然而為之。天下之學校吏胥漸多而百姓漸少，是始猶以學校吏胥加百姓，而其後逐以百姓加百姓也。彼百姓之無可奈何者，不死於溝壑即相率而為盜賊耳，安得而不亂哉—明朝的考公務員熱。因此缺乏合宜的組織管理方式，王朝是無法獲得持續性的。國家的財力在大小官吏的橫徵暴斂中逐漸衰竭而民心漸變。最終，在明末形成了農民起義的浪潮。朱元璋出身窮苦，體諒下層民眾，可惜，他的想法無法透過中層的大小官吏傳遞下去，明朝的中下層是脫節的，結果就是民心盡失。

從這些方面，明朝只是歷史長河中普通的一員，他所遇到的問題是共性的，失敗的原因也是共性的。但是，對於近現代歷史上，我們常說的中國封建王朝就是專制獨裁的，其實真正始於明朝。

中國的國家來源是變家為國，因此，朝廷的很多官員都是從皇帝的助理變身而來。如尚書，尚書是皇帝的六尚之一，是給皇帝掌管文書的。在歷史的變化中，逐漸成為了朝廷的六部長官。中國的政治體制在元之前和之後大不同，最大的區別就是中央集權。在元之前，在朝廷的上層是分內廷和外庭的。內廷是皇帝自己的辦公室，外庭是以丞相為首的文官集團。內外有別，相權是對皇權的一種約束。例如在唐朝，實現三省六部制，門下省有權對皇帝的詔書進行封駁封還—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宋朝的口號打得就是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這種情況，在宋之後，有了徹底的變化。中央集權，皇帝獨裁，起於元，成於明，盛於清。明亡丞相，清興軍機處。內閣大學士和軍機大臣，其實就是皇帝的文秘參謀，一切決策權皆出自皇帝，其餘人就是執行。所有的權力都握到了皇帝手中。另外，從元朝開始，實現行省制度，這也是當今省的來源。行省的就是取消地方自治，一切行動服從中央，行省的官員也是中央派駐地方。從政治制度設定到組織機構設定，其目的只有一個，中央集權，集到皇帝一人之身。這個變化深深的影響了我們。

明朝，在我看來，一個並不風華絕代的時代，百姓太苦了。以我的運氣，穿越回去大機率就是一平頭百姓，生來就是作苦且不得生活的人。但是，這並不妨礙我看明代風華，夢想還是要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