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重要的初始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登基的第十二年。在劉秉忠的建議下，大蒙古國頒佈《建國號詔》，確立國號曰“大元”。 忽必烈元世祖忽必烈（蒙古語：ᠬᠤᠪᠢᠯᠠᠢ ᠬᠠᠭᠠᠨ，鮑培轉寫：Qubilai qaγan，秘史記音：中忽必來［1］，西裡爾字母：Хубилай хаан［2］；1215年9月23日－1294年2月18日），清代乾隆晚期乾隆帝命改譯為呼必賚［3］，今日學界已無人使用。孛兒只斤氏，蒙古族，政治家，軍事家。父拖雷的第四子，母唆魯禾帖尼的第二子。。。

與大多數讀者印象相悖的是，元並非蒙古國家的第一個漢語“國號”。據蕭啟慶、於采芑等學人的探索，我們得以熟知：至元八年之前的蒙古朝廷對面漢語社會，曾十分廣泛使用過“大朝”這個自稱。（蕭啟慶《說“大朝”： 元朝建號前蒙古的漢文國號》）

一般認為，“大朝”其實是蒙語“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的意譯“蒙古大朝”，在去掉漢族人不易理解異族語言色彩“蒙古”後的簡稱而已。

“大朝”便是“大元”的直接前身。過去，《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一類的通俗讀物，多望文生義，誤以“大元”意為“偉大的初始”。

大蒙古國頒佈《建國號詔》

事實並非如此，《易傳》中“元”所表達的意義並非初始，而有“大”的意義。蒙元國號所取的正是這一意象，如元代政書《經世大典》的序錄部分所解釋的：“元者，大之至也”。新國號“大元”，不啻為蒙古汗國時代非正式國號“大朝”的典雅版本。

實際上，《建國號詔》所帶來的影響，遠不止於“蒙古朝廷漢化程度進一步加強”所能侷限。

“大元”二字背後所代表的，竟然是推翻自西周以來建號規則的一場“革命”，其餘波貫徹明清兩朝，直至近代。

從這一角度來說，“大元”的意義的確可稱的上“重要的初始”。

“稱義而名”，《建國號詔》表達的革命浪潮

《建國號詔》，正是講述這一革鼎運動背景與訴求的宣言性檔案，以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一人稱視角撰寫，內容邏輯關係大抵可分為三部分：

首先，《建國號詔》（簡稱《詔》）上承1260年《中統建元詔》，重申例如忽必烈政權對中華正統地位的宣稱，並順勢引出檔案所表達的核心內容——作為合法繼承者，王朝需要一個與正統地位相配的稱號。

有關《建國號詔》的記載

《詔》的第一句話：“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

譯為白話即：“我受天命，擁有四海之地而居尊位，必須取一個美名，以顯示繼承天下歷代帝王的正統。”

何為美名？

《詔》接著說：“肇從隆古，匪獨我家”，即美名這一道理是中原自古以來的規矩。並馬上在歷史中尋找依據：“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

即，堯的國號唐是“蕩”之意，舜的國號虞是“樂”之意，夏與殷則分別是“大”“中”之意。這些國號都是有意義的詞彙，即所謂“稱義而名”。

解釋何為“美名”後，《詔》對西周以降的國號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

《詔》認為秦漢隋唐一類因地望而生的國號，均已屬“非古”範圍。佔據四海，卻妄圖以崛起的根據地取代天下名號，未免過於狹隘。只是統治者私心未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的權宜之策罷了，達不到“至公”的境界。

忽必烈出行圖

哀嘆古禮之不存。《詔》想表達的意圖，至此已很明確了：新朝要恢復三代舊制中的“美名”，即“稱義而名”——使用具有恰當意義詞彙作天下的代稱。他們的選擇是《易傳·彖傳》中代表無限大這一意象的“乾元”：

“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

“於朕心乎何有？”“何有”為“何難之有”之意。上古制度既然如此，作為天子，實行起來何難之有？《詔》如此重申，興復舊制無疑乃順理成章之事！詔書的最後，表達了對美名長久傳世的期望：

“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建國號詔》出自誰手，出自誰口？

這番振聾發聵，一氣呵成的華章使用天子口吻，但不是忽必烈的言語。因為，世祖固然是雄才偉略的英主，文化程度上卻是個“不識字的粗人”！此絕非後人栽贓，而是世祖對女婿高麗忠烈王親口暴出的原句，妥妥儲存在《高麗史·忠烈王世家》中。 高麗忠烈王高麗忠烈王（朝鮮語：고려 충렬왕／高麗 忠烈王 Goryeo Chungryeol-wang；1236年－1308年），是高麗王朝第25任君主（1274年—1308年在位），諱王昛（朝鮮語：왕거／王昛 Wang Geo），初名王諶（朝鮮語：왕심／王諶 Wang Sim），後改名王賰（朝鮮語：왕춘／王賰 Wang Chun）。 忠烈王的父親是高麗元宗。1260年（忽必烈中統元年。。。

因不通文墨，無法閱讀以自己名義釋出的詔書，包括《建國號詔》在內的所有文言詔敕甚至所謂“手詔”，均是辭臣代勞，再由奏讀官不辭辛勞地在世祖面前，用大白話將滿紙“陽春白雪”解釋清楚，若帝王打回修改，就要將上述過程複製若干遍。如此固然麻煩，卻保證了即使是文盲皇帝，也能化晦澀難懂文言詔書為精確傳達自己言語的載體。

由元中晚期蘇天爵輯錄《元文類》中所署的作者可知，元朝“出生證明”的實際執筆人，為創業團隊中的北方文豪徒單公履（女真族）。

背後的世祖雖從未有能力閱讀《詔》中的一字，但文中所表達的卻百分之百是他的個人之意志。當忽必烈自奏讀者口中聽聞《建國號詔》雄渾酣暢的大意時，想必心中亦是熱血沸騰的。以至於撫掌稱快，連連頷首之舉動都在合理之內。

《建國號詔》出自世祖之口，也出自理學之口。因為“稱義而名”未必真的是古制的復興，充其量是一場“託古改革”。

“必有美名”的政治理論及上古國號唐、虞、夏、殷分別具有蕩、樂、大、中之意，不過是東漢《白虎通德論》的說法罷了，後者是班固對漢章帝主持白虎觀會議的整理，為集兩漢經學大成之作，與理學“天命觀”意式形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詔》全盤繼承《白虎通》的價值體系，亦是元代理學成為官方價值觀的體現。從史實而言，元朝非“稱義而名”的復興者，而為開創者！如清代學者趙翼在《廿四史札記》中說：“國號取文義，自此始”。 趙翼趙翼（1727年－1814年），字雲崧，號甌北，江蘇陽湖（今武進市）人。清朝文學家、史學家。

元朝統治者一反歷代相承的慣例，擯棄侷限於特定地區的國名，另取含義美好而氣勢恢弘的詞彙。其意願極其明顯——這個政權應得到全國的擁戴，而不屬於某一地域某一集團某一族裔。如歷史學家朱希祖評價：

“蒙古崛起沙漠，而其統一中國，乃定國號曰元，消除地方及種族之色彩，使異國異族之人失其為外族併吞之觀念，此最為當時之妙用也。”

諷刺的是，口頭批判著秦漢唐宋以地域為號“非公”，元帝卻毫無遮攔地，視蒙古人為親骨肉，視其他族裔為奴僕。

《建國號詔》中冠冕堂皇，看似大公無私的鑿鑿之言，在現實面前顯得異常蒼白。

政治宣傳與實情對比下的荒誕也好，諷刺也罷。“稱義而名”的國號形式，不失為中國歷史上的大創舉，也符合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小中國”走向“大中國”政治背景的大勢所趨，為明、清兩個王朝所沿用。

元、明、清，一脈相承的“國號之戰”

1368年，朱元璋於應天稱帝，若不考慮元朝的“國號革命”，吳才是最為合適的國號選擇，符合“初起之地名，所封之爵邑”習慣。因為太祖是韓宋的吳王，建都於吳故地。但朱元璋青睞的卻是具有稱義而名屬性的“大明”，又未給出關於其意的說明。 朱元璋朱元璋出身平民，幼時貧窮，曾為地主放牛。1344年，入皇覺寺。25歲（1352年）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政權。先後擊敗了陳友諒、張士誠等其他起義軍，統一南方，後北伐滅元，建立大一統的皇朝，國號“大明”。在位期間，下令農民歸耕，獎勵墾荒；大興移民屯田和軍屯；組織各地農民興修水利；大力提倡種植桑、麻、棉。。。

歷史學家曾提出過諸多假設來解釋“大明”，吳晗與楊訥分別認為大明出自明教及白蓮教。但均較牽強，因為朱元璋已選擇承認元朝的正統地位，以及“由元入明”的正統史觀，白蓮教及明教本身均被其封殺（《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三》），韓宋政權與整個紅巾軍起義在明朝也是被徹底汙名化的。

時至今日，不少學者已發現，“大明”的與“大元”出自同典同句《易彖》乾卦條：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自元人的原始意象“大”來解讀，“元”與“大明”無聯絡。但若以“元”在乾卦條中的引申義“陽氣”理解（《尚氏學》：“乾元者，乾之元氣也，於時配春”），與大明的關係便近許多了。

因為“大明”在句中意思是“太陽”。細思之不難發現“大元”作為“萬物資始”過於無懈可擊，想平分秋色就必須尋找相近的意象，“大明”可說是最合適的選擇之一。這種思路同樣可解決“未解釋大明意義”的問題。“大元”與“大明”意義接近，屬於那時知識分子的文化常識，不必特別解釋。

部分學者堅信“大清”與“大明”間也存在著“意義相承”的聯絡。著名歷史學家金啟孮便曾直言：

‘清’應是‘明’的同義詞，而且有與‘明’比美之意。從太宗改元‘崇德’可為旁證，‘崇德’與‘崇禎’亦有比美之意。（《從滿洲族名看清太宗文治》）

回想元、明、清三代那“明爭暗鬥”的國號遊戲，筆者不禁感嘆漢語詞意的博大豐富：元取元字“無窮大”之意構建國號。明忽視“無窮大”本意，取與元字在《易經》中的引申義“陽氣”相近的意象“太陽”做國號。

三朝國號

白山黑水間的後金又以“明”為“潔淨”之意，選取同義詞“清”。誠然清、明字面同義，但已與“太陽”這一本來面目差之千里。而作為太陽的“大明”又與“元”的本意“無窮之大”毫無聯絡。

自元朝開創“稱義而名”形式，後朝無一不想在國號上多做文章以勝前朝一籌，所以才選用與前朝意象相近的詞彙。卻不理後者的正義，以至於格局產生了顯著退化：自“無窮大”退縮至“陽氣”、“太陽”，又從“太陽”跌落“潔淨”……

箇中緣由，或許真的是劉秉忠為這場比賽確定了一個太難以逾越的起點“萬物資始”。後至的玩家若不操縱點文字遊戲，也著實玩不下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