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一本英文版的《亞洲雜誌》中刊登了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的一篇《中國最古老的木構建築》，其中，他們特別提到了：“這所古老的佛殿是由唐代一位婦女捐獻的！千年之後，年輕的女建築學家，也是一位婦女，成為了第一個發現了這所中國古代最難得的珍貴唐代木構廟宇之人，這顯然並非只是巧合。”

文中唐代婦女指的是寧公遇，年輕的女建築學家便是梁思成的愛妻林徽因。而她們的這場相“遇”，看似像一場偶然撞見，細細一品，二人那種為了理想與信念執著堅韌的付出，才是她們在歷經千年後，還能在冥冥之中一場緣分下的四目相對……

那是1937年，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身為一兒一女的母親，林徽因沒有選擇安於溫室，守著一雙兒女，在閨閣中慢慢度日。而是和丈夫梁思成遠赴野外，艱難跋涉，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中國古代建築學的研究，填補中國有建築無建築學研究的空白。

這一年的夏天，他們將八歲的女兒和五歲的兒子，託付給了在北戴河度假的大姐梁思順一家，夫妻二人就與營造學社成員莫宗江等人，開始了第三次奔赴山西的考察。

之所以再趕赴晉中，是因為林徽因夫妻二人無意間從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找到了一絲可能能找到唐代木構的線索。在這本書中，記錄有敦煌六十一窟所描繪的唐代山西五臺山地區的“大佛光寺”壁畫，林徽因與梁思成決定按圖索驥，以期能在五臺山尋找到唐構的夢想。

能到找唐構木建，是他們夫妻一營造學社的成員幾年以來，一直的心願。

數年來，他們一起走過了中國一座又一座城市，在一個又一個深山老林裡來回穿梭，透過他們的考察，一座座中國古建築物被發現、記錄、存檔、保護。每一次探尋到一所古建築，他們都會異常興奮，只是，興奮之餘，又每每生出一絲絲遺憾。一個疑問在他們心中越來越深，要看唐代的木構建築，果真只能去日本嗎？

中國古代木建築是罕有瑰寶，日本的木構建築就是由唐代傳入，現存日本的奈良法隆寺，日本學者的驕傲，他們甚至一度放言：“要想看唐代木構，必須去日本”。

日本唐構奈良法隆寺

林徽因和梁思成始終不相信中國境內會沒有唐構的遺存，從他們離開東大進入營造學社後，過去六年裡，他們從未放棄過探尋唐代木構的腳步，每一次的出行，他們和營造學社的成員都在心中祈願，希望所盼能夠儘早出現。

這趟晉中之行，林徽因、梁思成、莫宗江等人帶著鋪蓋卷和專業的測量儀器，經過多日的奔波，他們來到了五臺縣。在林木田隴錯綺，山勢彎轉陡峻的路上，他們騎著駝騾緩緩進山，遇到崎嶇危險的山路時，一行人乾脆步行，就這樣，兜兜轉轉，足足走了兩天，才到達臺外的豆村。

傍晚，他們在豆村休憩，只見一抹夕陽的餘暉將前方一處殿宇映照得格外亮眼，那會是敦煌壁畫上的“大佛光寺”嗎？連日來舟車勞頓的疲勞和身體的諸多不適，一下子全然消失了，他們興奮的敲開了古廟的大門。

僅僅是那一瞥，一行人“茲皆驚喜”，古廟中大殿斗拱巨大，有力、簡單，出簷深遠，定是比那遼代還要久遠的木構，可，這會是早於迄今所知最古的建築嗎？

帶著種種疑問和無法言語的激動心情，他們走進了這座大殿內處，開始尋找答案。

佛光寺

廟宇一看就是年久失修，遠沒有當初的風采。林徽因他們一行人撥開一層層的蜘蛛網，踩著厚如棉花盤的灰塵中，進入到斜坡殿頂一間藻井處時，由於太過黑暗無光，僅能靠打著手電筒經由簷下的空隙小心攀爬進去。所經之處，皆積了厚厚幾寸的塵土，手電筒所照之處，驚見成群結隊的蝙蝠聚擠在檀條處，趕都趕不走。殿內的木材也到處爬滿了臭蟲，大概是由於吃蝙蝠血而扎堆於此的。

梁思成帶著相機，準備拍下殿頂的結構以作記錄，相機在按下快門的那刻，蝙蝠見光驚飛，一股腐爛難聞的氣味撲鼻而來，林徽因強忍著這嗆人的塵土和難耐的穢氣，和一干男子在這裡一待就是幾個小時，身上和揹包裡爬滿了臭蟲，渾身奇癢，為了工作順利開展，他們依舊堅持測量、拍照、記錄，大家分工合作，儘可能一點不漏的詳細記錄與繪製。

林徽因靚麗的身影，忙上忙下，沒有絲毫矯情，沒有半點埋怨環境的艱辛。她和梁思成及營造學社的成員一樣，像打了雞血，興奮忙碌。她心中的理想與信念同這裡的男子一樣的堅韌，當梁思成他們確信這是一座唐代木構無疑，可該怎麼報告這座古建築的具體建築時間，林徽因以她女性特有的敏感與細膩，發現了藏在殿鳳梁底隱隱約約的“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字樣，這個偉大的發現讓在場所有人再次興奮起來。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字樣

梁思成是這樣記錄這一幕的：“我妻子注意到一條橫樑下有很淡的字樣，這個發現於我們而言猶如電擊。沒有比確定這座古廟具體的建造日期更讓我們喜歡的東西了，我們知道這座輝煌的大殿是座唐代木構，可唐朝前後幾百年，到底是哪一年呢？正是妻子發現的木頭上淡淡的字跡，讓所有人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答案。當其他人準備在價值連城的塑像群中搭起腳手架，以便清洗樑柱認題字時，我的妻子早已踮著腳尖從各個角度辨識出了樑上的文字。經過一陣努力，她認出了一些不太能確定的唐朝官職人員，同時，也認出了最右邊樑上‘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寧公遇’13個字。”

林徽因驚奇的發現，原來這座珍貴的古代廟宇竟然是唐朝一位婦女出資建成。林徽因生怕自己誤以為錯了，靈光閃現，又趕忙跑到經幢石柱處，再次核實上面的題字。這一次，她又在長長的唐朝官名中再次準確無誤的找到了同樣寫著：“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的字跡，並且，確定了建造日期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自此，他們之前的猜想得到了證實，這是一座復建於公元857年的唐代木構無疑。

林徽因又聯想到了剛走進這座佛光殿中，看到過的那尊唐代塑像，她立馬再次走到那位面目謙恭的女子面前，原來，她並不是這座寺廟的寺僧所說的“武后”，而是這座廟宇的女施主寧公遇。

看著這位和藹的寧公遇塑像，林徽因久久不能移開目光，她遙想著這位女子該是憑著怎樣的信念捐出家產修建了這座廟宇，當廟宇建成後，她又以何念將自己永遠留在了這裡，日日聽著暮鼓晨鐘與誦經聲，以謙卑之態守護著繚繞的香火和青燈黃卷。

若沒有一股堅韌的信念一份

篤定

的堅持，哪會有這麼一座偉大的珍寶古廟。

而發現這一佛殿是由這樣一位女子捐獻的林徽因，身上又何嘗不是因為有著一份堅韌的理想與信念呢？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有了一千多年後，她們的這次四目相對，同樣性情的女子，為了心中的信念，她付出了什麼？而她又付出了什麼？

面對著謙卑沉默的寧公遇，林徽因站在她面前默默無言，久久不曾捨得離去。

梁思成是懂林徽因的，他給妻子和這位“女弟子寧公遇”塑像拍下了一張合影。

在歷經一個多星期的詳細考察，他們發現這座五臺山佛光寺不僅是當時發現最早的唐代木構，而且還是有著30多尊唐代塑像和一小幅異常珍貴的唐代壁畫，簡直就是一座寶藏滿滿的古寺廟。

隨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給當地政府寫了一份報告，請求他們能夠儲存好這座珍貴的古建遺存。

從此以後，日本人再也不敢放言想看唐代木構只能去日本這樣的話了。

只是，此時的中國，卻又在經歷一場鉅變。就在林徽因他們沉浸在發現佛光寺的興奮中，七七事變爆發，日本人挑起事端，發動了赤裸裸的侵華戰爭。

本想著日後能再回到佛光寺，再見那女弟子寧公遇的念頭，因為戰爭的緣故也終究未能如願。

歲月流逝，無論是女弟子寧公遇，還是女建築學家林徽因，他們的故事已經在歷史的洪流中越來越模糊。然而，一個作為唐朝時期封建社會的女施主，一個在動盪不安的民國歲月中比許多男子都出色的女性佼佼者，她們身上那種因為一份堅守的信念，毫不計較付出的精神卻讓我們感動。

尤其是寶藏女子林徽因，多年以來，她抱著和丈夫梁思成同樣的信念，和營造學社的男子一起帶著鋪蓋卷坐三等火車，在沒有旅館時一起蹲火車站，在山林雜草叢生的路上艱難跋涉……為的，無非是中國古代建築學的研究。

這樣的女子，出生於名門，嫁的也是望族之後，但她絕不是一個只能養尊處優坐在客廳裡高談闊論的“太太”。也正是這樣的女子，在丈夫多數同學已經有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贏得了財富上與事業上的成就，而當梁思成選擇棄商入職營造學社，一生專注中國古代建築學的研究，只有林徽因，不僅給了丈夫十分支援，而且還和他同舟共濟，一起在建築學術上艱苦前行。

就如唐代那位女子寧公遇，正是因為她那份不計回報的付出，才有了這座留存千年的珍寶古寺；也正是因為有林徽因這樣執著信念的女子，才能在短時間粉碎日本人囂張的“唐代木構言論”，和那部意義重大的《中國建築史》的艱難誕生……